东乡不在横须贺港
田汉在《整建月刊》上发表的“主炮晾衣”说指出，发生主炮晾晒衣物事件的军舰是北洋海军的“济远”号。根据一些历史照片测量，“济远”舰的主炮距离主甲板的高度约为1.5米左右，成人显然很容易摸到火炮炮管的上方。由此，虽然“济远”主炮也存在平时炮管露出炮罩外面的部分长度有限的情况，但却因为距离主甲板高度较低，具备了在炮管上晒衣服的可能，“主炮上晒着水兵的短裤”之事，也就比发生在离地3米的“定远”舰主炮上更具可信度了。
虽然从舰船技术角度而言大致具备了可能性，不过从史料考证角度看，田汉的说法同样存在很大问题。
首先仍然是东乡平八郎的身份，田汉称“济远”舰因伤进入横须贺港修理，东乡平八郎则被说成是“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由此在横须贺的“济远”被横须贺的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看到就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
不过，东乡平八郎当时实际是吴镇守府的参谋长，而且并没有担任过横须贺镇守府的参谋长，位处濑户内海的吴港和东京湾畔的横须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混为一谈的。既然东乡平八郎当时并不在横须贺，又如何能看到在横须贺修理的“济远”舰呢？
“济远”舰没有访日
其次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济远”舰是否参加了1891年北洋舰队的访日活动。
1891年，俄国王储尼古拉访问日本期间遇刺，为预防俄国报复，日本政府破天荒地主动邀请中国北洋舰队访问日本，言下之意就是对外造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友好盟邦的印象，以使当时对日本恼怒不已的沙俄稍有忌惮。回应日方的邀请，中国于1891年6月间派出北洋舰队6艘军舰访日。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91年6月27日电寄海军衙门对此事作了报告：“日本屡请我兵船往巡修好，现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铁、快船，于五月二十日开赴日本之马关，由内海至东京……”引人注意的是，这份官方档案中的访日舰只清单里并没有“济远”舰！
1891年6月25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在行前给旅顺船坞也有一份相关的电报：“明日带同定、镇、致、靖、经、来六船前往东洋一带操巡，所有留防之‘平远’、‘济远’，当令先后乘间前去进坞……”同样在访日清单中也无“济远”舰，而是提到该舰的任务是“留防”，并要求抽时间前往旅顺船坞刮洗油漆船底。
1891年8月11日，访日归来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致电旅顺船坞：“……弟初四由东回防，足之所至，一切尚称平善。离威四十余日，留防之船尚无一者入坞。前言东归之船可以接踵修饰，竟成虚望矣……”提到自己率舰队访日前，命令前往旅顺油修的两艘船一直没有前去入坞，侧面证明了留守的“济远”、“平远”等船始终留在威海，不存在中途前往日本的情况。
“济远”舰舰长方伯谦的自订年谱中，对于这一阶段他的活动也有所记录：“（光绪十七年）五月廿一日起，内子病，症似子痌。六月初十日，内子小产，后病愈。七月十三日，船到旅顺进坞。七月廿日，船回威。”即，丁汝昌率领6舰访日后不久，方伯谦的内子小产，直到丁汝昌回防威海后，“济远”舰才前往旅顺进坞油修，舰船活动的情况与丁汝昌电报中体现的信息一致。
东乡平八郎当时是吴镇守府的参谋长，而非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北洋海军的“济远”舰当时也根本不在横须贺，而是在威海担负留守任务，“济远”舰主炮上晾晒衣裤的故事从何而来呢？
“主炮晾衣”说的真正源头
田汉发表在《整建月刊》上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一文，引用的材料主要是日本作家小笠原长生编纂的各种关于日本海军军官东乡平八郎的书籍，在他的《聖將東鄉全傳》（日文书名）中发现了关于“主炮晾衣”的文字，田汉说的出处当来源于此。
1939年出版的《聖將東鄉全傳》，在其著述中居于重要地位，目前笔者能够见到的1950年再版第74页中，小笠原长生介绍完北洋舰队1891年访日的大致情况后，以附记的形式，记载东乡平八郎曾对小笠原长生说：
“平远”因为故障而入港修理，我在岸边看到一门炮上晒着衣物，很不整洁……（笔者粗译）
由上节讨论“济远”是否曾参加1891年访日的部分已经得知，当时与“济远”舰一起留守威海的还有另外一艘军舰，即刚刚由船政拨来北洋不久的“平远”舰，“平远”舰根本就未曾参加1891年的访日活动。而且，“平远”舰于1891年6月才刚刚到达北洋，此前福建船政实际只完成了舰体的建造，尚没有配妥武备。1891年6月25日，即北洋海军访日舰队出发的前一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尚在旅顺船坞安排为“平远”舰安装火炮的工程，“明日带同定、镇、致、靖、经、来六船前往东洋一带操巡，所有留防之‘平远’、‘济远’，当令先后乘间前去进坞。兹先饬‘平远’赴旅，除油底外，其此次由津新领各炮，并祈惠饬连座一律安配妥帖……”
并没有参加访日活动，甚至连火炮都还没有安装完成的“平远”舰，竟然能够在日本被东乡平八郎看见火炮上晾晒了衣物，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可想而知。
或许是对这则“故事”不放心，《聖將東鄉全傳》译出英文版时，删除了“平远”火炮晒衣的故事。
通过对北洋海军军舰“主炮晾衣”这一细节问题的考辨，可以发现，这种影响极广的说法完全是出自一厢情愿的夸张编造，充满谬误，与史实相较，立刻原形毕现，不应当再作为信史采用。
（陈悦 本文作者系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山东史学会甲午战争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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