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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遇长征——一个外国传教士随行红军18个月见闻

米艾尼

2014年08月26日07:43   来源:北京日报

原标题:奇遇长征

从勃沙特到薄复礼

1897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对瑞士夫妇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叫勃沙特。他从小便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十岁起就开始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少年勃沙特的童年生活中,10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神灵之手》中回忆:

1907年,在我的家乡英国曼彻斯特镇,有一位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他叫查尔斯·费尔克拉夫。他在曼彻斯特到处做报告,介绍中国的情况。鬼使神差,我也溜进了教堂,混在人群中得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通过费尔克拉夫的介绍,在少年勃沙特的脑海中,中国似乎就在曼彻斯特近郊,他决心以查尔斯先生为榜样,去闯天下,探索未来,“甚至在梦中,我都想着去中国。如果有一辆车开往中国,我会不顾一切地跳上车的。”

20岁时,勃沙特的机遇到来了。他向一个名为“CIM”的教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去中国。

“CIM”是基督教宣教组织“中国内地会”的缩写,长期招募可以前往中国内陆地区长期工作的传教士。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初的混乱之中,“CIM”将传教士们派往的又多是中国内陆的偏远地区,艰难和风险可想而知。可能也正因为这样,应征者并不多,勃沙特的申请很快得到了答复。他受邀参加教会会议,很快又被送到伦敦的训练基地,培训了三个月。

勃沙特后来回忆,在为期三个月的集体生活中,大家谈话、做梦都是关于中国的苦力、乞丐、商人和地方行政长官。为了体验生活,有一次,他同两个学生一起去伦敦的唐人街,说是去买中国的钢笔,其实是到一家中国的餐馆去吃饭,“吃中国餐别有风味,不说别的,欧洲人使用中国筷子就够笨拙可笑的。”

此后,勃沙特又被留下来进行了2年训练,课程主要是医学。勃沙特的指导老师汤姆·布拉格医生曾到过中国,他对勃沙特说,中国内地缺医少药,在那里如果不懂医将陷入困境。他教学员们自己用绷带打结,组织他们去郊外练习救护,教他们自己进行诊断、开处方,发放药品。

勃沙特认为,后来在中国的经历证明,这两年的学医生涯相当重要。

1922年10月前后,25岁的勃沙特到达了他中国之行的第一站——上海。在这里,他除了为以后的旅行购置被单、草席、汉英字典等等之外,还在语言学校学习了一个阶段的中文。

教书的是一位中国老先生,在见他之前,勃沙特等几位年轻人反复练习了如何像中国学生一样行鞠躬礼。老先生根据每个英国学生的英文名发音,都给了他们一个“信达雅”的中文名字。

勃沙特的中文名字是薄复礼。“薄”是取英文名字勃沙特的音首为姓,“复礼”取自《论语》的“克己复礼”,儒家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

要让一个初学中文的英国人明白这两个字的意思可不容易,不过,勃沙特很满意自己的中国名字,在《神灵之手》中解释自己的名字也算准确:“我的名字薄复礼,意思是不自私自利,以克己复礼为荣。”

从此,勃沙特变成了薄复礼,一个带着浓重儒家色彩的中文名陪伴他在中国度过了20多年。

分配的时候,“CIM”的负责人霍思特把薄复礼叫去,指着地图上的遵义市对他说,这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曾经有一座建立年代较久的教堂。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薄复礼在贵州辗转多地,他经历了残酷的战争、经历了1925年贵州的大饥荒,也收获了爱情。在贵阳的一座小教堂礼里,薄复礼和同来中国传教的瑞士姑娘露西举办了婚礼,并坐上中国的花轿前往距贵阳十八里的地方度蜜月,最终二人定居在贵州镇远的一座教堂。

时间的钟摆走到1934年秋天,一次与红军的“偶遇”,改变了薄复礼的生命轨迹。

初见红军

1934年的8月,为了一个月的宗教学习,薄复礼和妻子一起离开了贵州镇远的家,前往黔西安顺。

他在《神灵之手》一书中回忆:

那里是另一位牧师阿尔伯特夫妇的教区。当时他们在安顺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决定在宗教节日里,以学校的名义,邀请在贵州的外籍教会人员聚会。我们希望通过参加这次活动,在那里同分离的朋友相聚。

一心传教、不问政治的薄复礼当时并不知道,1934年的中国共产党,正经历的一个怎样曲折而艰难的秋天。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

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的萧克在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

1934年7月23日,中央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这个长电中,中央军委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没有说明,后来我们在行动中体会到,中央红军也可能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起先遣队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说过,当时组织红军第六、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经过充分的准备,8月7日下午3点,红六军团约九千人,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

红六军团从湘鄂黔边进入贵州,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他们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江,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在这里,红六军团“偶遇”了传教士薄复礼夫妇。

薄复礼夫妇参加的宗教活动结束后,起身回镇远。途经旧州时,他们和在那里传教的海曼夫妇度过了1934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10月1日一早,海曼夫妇送他们上路,“路上小心!”海曼迎着晨风对薄复礼挥了挥手,大声说道。

仅仅分手24小时以后,他们和海曼夫妇又在一种奇特的情形下见面了。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这样描述:

此时,我们已经听闻镇远那边“出了乱子”,我并不知道“乱子”是什么,也不清楚当时政府军(即国民党军)的动向。回家的路有大小两条,为了选择道路,我们争论了好半天,随行的厨师坚持要走小路,我们就选择小路前行。结果,还没等下山,从树林中冲出了一群人,拦住了去路。

薄复礼发现,这些人大都操着江西方言,都带着相同的帽子,佩戴着红色标志。

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杂乱,简直一个人一个样。看到山下小村里有很多他们的人时,我第一个印象是,抓我们的人是强盗,我们被绑票了。不过,当看清那些人在墙上新写的标语后,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就是共产党!

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长征开始时,很多贵州的老百姓对红军都不大了解。薄复礼也不例外,他以为自己被“共匪”绑票了。

薄复礼看到人群中还有剪短发的妇女,在齐耳的短发之下,一套男军装收拾得整洁得体,这令他心里又生起疑来:土匪是这样的吗?

他被带到一间大马厩里,随即被松绑。红军如数归还了他的财物,连他旅费中的几个银毫子也如数奉还。

这下,薄复礼更摸不着头脑了:“如果不想抢劫财产,为什么还要把我们抓到这里来呢?”

薄复礼随后被带去见“法官”,也就是他最初接触到的红军干部:

在带去见法官的时候,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可能不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当我对法官阐述基督教义时,他总迷惑不解,因此,往往由他妻子再进一步解释我的这些“鬼话”。

他在书里一直称“法官”的人,是红六军团保卫局长吴德峰。他称为“法官妻子”的,是吴德峰的妻子戚元德,时任红六军团保卫局党总支书记。

1934年10月2日,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进入贵州黄平境内,于当日八九点钟攻占黄平老县城——旧州。

旧州城东,有一所幽静的天主教堂,院内建有一座德国式的高大宽敞的礼拜堂和一栋中国式的普通教会学校。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就居住在那栋二层楼房里。

红军攻占旧州后,与薄复礼夫妇一样,海曼夫妇也被带到了红军的队伍里。

萧克在回忆录中回忆这一事件时说:

在旧州地区,我们扣留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当时,正处于紧张的战斗行军时期,对这些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放过,虽然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释放了他们的家人,但还是留下了薄复礼和海曼。

有关这一涉外事件的历史背景,戚元德后来回忆说:“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我们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我们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我们为敌。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只要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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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常雪梅、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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