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蔚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指挥着中国这艘航船绕开暗礁险滩，克服重重险阻，驶向胜利的彼岸。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起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使神州大地焕然一新。与其他历史伟人一样，他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他具有卓越的领导艺术和非凡的人格魅力，不但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的高度评价，而且他真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同他们密切交往并建立深厚情谊，在党外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得党外人士的信任、拥护和爱戴。
三次点荣毅仁的将
邓小平和荣毅仁从上世纪50年代起开始交往，虽然不算太早，但邓小平对荣毅仁是比较了解的：解放上海时，荣毅仁坚持留下来支持革命；建国初期，他响应党的政策，让申新各厂支援国民经济恢复；抗美援朝期间，积极捐献飞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荣毅仁的这些爱国行动，邓小平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次，毛泽东主席要选用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荣毅仁。
1959年，荣毅仁正式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件鲜为人知的事实，说明邓小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始终不渝地重视并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知人善任，招贤纳才。这可以说是邓小平第一次“点将”荣毅仁。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击，受了不少委屈。但他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他的爱国之心始终是炽热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耿耿爱国之心和出众的经济管理才能。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这个划时代的革命即将到来之前，应当拂去蒙在荣毅仁身上不应有的历史尘埃，让他显露出熠熠的光辉。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商议，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月，荣毅仁即赋诗一首，以表达他对党中央的敬仰和欢欣之忱。诗云：鹊报春回残雪融，百花齐放趁东风。高山难阻愚公志，激流全凭舵手功。往日风云过眼底，今朝人物数英雄。不甘伏枥添砖瓦，万里江山代代红。这可以算作是邓小平第二次“点将”荣毅仁。
197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改革开放的政策如一缕阳光穿透了沉睡的神州大地，把希望的种子播撒人间。一天，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5位原工商业者意外地同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会见他们，并共进午餐。这个邀请令5位老人兴奋不已，思绪万千。“文化大革命”给中华大地带来的十年浩劫，让中华大地民生凋敝、满目疮痍，许多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团结合作几十年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劫难，民营企业家和私营工商业者也是首当其冲。然而，他们尽管遭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内心深处不曾动摇过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信念。荣毅仁就曾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这么多年，党不会抛弃我们的。”胡子昂也说过：“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颠倒了的历史总会颠倒过来。”他们曾无数次梦想着这一天的到来，可当这一天真的来到的时候，他们还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当晚，他们相约在胡厥文家中，商讨与邓小平见面时的谈话内容，研究他们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随后，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
1月17日，这是个值得所有原工商业者铭记于心的日子。邓小平与分别10多年的5位原工商业者领导人见面了。落座后，邓小平亲切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好吗？”大家高兴地说：“好！好！”接着，邓小平坦诚而深有所思地对他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当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邓小平的一席话让在座的人都倍感兴奋。接着，“五老”便谈开了。大家敞开心扉，坦诚进言，气氛极为融洽、热烈。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启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邓小平听后赞赏地说：“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接着又说：“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国内的人，还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接着，邓小平便直截了当地点了荣毅仁的“将”。他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订，否则就不签。应该完全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邓小平还明确指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还指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荣毅仁具体联系。当时，荣毅仁的冤案还没有平反，邓小平直接“点将”，对他充分的信任和起用，使63岁的荣毅仁感动不已，多年未酬的壮志终于可以实现了。这是邓小平第三次“点将”荣毅仁。
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已到中午时分，邓小平热情挽留大家用餐。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与邓小平兄弟般地互相搀扶着来到餐桌前。桌上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涮羊肉火锅。他们边吃边谈。多年后，古耕虞形象地称这顿午餐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这台“大戏”后不久，荣毅仁反复思考邓小平在谈话中所讲的“可以利用外资和技术”，“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围绕开放、创汇，创出一条新路来”的思想内涵，根据自己多年的经商经验，决定创办一家具有一定风险性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便为国家创收更多的外汇，弥补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资金不足。一个月后，荣毅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0月4日中信公司正式成立，从此，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兴行业，在中华大地上崛起了。
中信公司的创办、成立和发展，都得到了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对由荣毅仁出面筹备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并不是没人反对和质疑的。邓小平积极为他排除干扰，为他创造工作条件。在荣毅仁的申请报告上，邓小平批示“同意”。在纪念“七一”大会之前，邓小平在休息室接见荣毅仁时，就关切地问:“公司筹备得如何?”荣毅仁做了汇报。当荣毅仁又一次见到邓小平时，邓小平对他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
1984年10月，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时，邓小平又亲笔题词“勇于创新，多做贡献”，鼓励荣毅仁和中信公司。为了纪念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国家在北京举办了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邓小平在会见中外代表时说:“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这是向全世界郑重地推荐中信公司。创业是艰难的，荣毅仁深知：一个党外人士办这样全新的公司，没有中央高层的支持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尚方宝剑”。当他遇到较大困难时，就写信求助于邓小平。邓小平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以支持，在信上批示让有关部门开绿灯。邓小平不单是支持某一个项目，而是支持荣毅仁把整个中信的事业都办好。
1987年，中信收购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权，开了我国收购境外公司部分股权的先河。有人借口香港有人反对，百般阻挠。经中央反复讨论，最后得到了邓小平的同意。1989年出现了“六四政治风波”，有些人卡我们的脖子，意欲阻挠中信和其他公司合资购买卫星并在我国发射。
邓小平又出来讲话了：中信和别人一起买卫星，卫星已经放上天，很成功，是“六四”后很振奋人心的事，发上去了就应该用嘛!1990年中信又用100亿港元购买香港电讯公司20%的股权。这本是一件利国利港利公司的好事，有人却向中央提出反对意见，使中信遭受了巨大压力。在关键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指出:中信在香港筹资，只要国家不提供担保，由他搞去好了。邓小平一语重千斤，他以伟人的魄力在紧急关头一锤定音，这是邓小平又一次为中信撑腰。中信创业17年来，披荆斩棘，敢为人先，由最初10多个人的公司发展到拥有3万多人800多亿资产的大集团公司，如果没有邓小平和党中央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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