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原孝一：必须对战争进行反省
大河原孝一，1922年生，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第44大队步兵炮中队伍长。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被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8月第三批被宽释回国。45岁开始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历任“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全国委员、常任委员、委员长、代表委员等职，1986年当选为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副会长。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在步兵部队进行杀人训练是平常的手段，我也接受了这个训练，直接杀死了中国人。通过这个训练，总之，就是要使杀人成为习惯，这是一个教育方法。所以，一有机会，不论在何时何地就拿着枪，不论有没有理由，杀死中国人。
我认为必须反对战争，对战争进行反省。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必须明确承认日本是侵略者，不管怎么样，日本是侵略者，必须首先承认。日本战后是怎样承认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非常暧昧的，没有明确承认。反省战争是侵略战争，日本犯了罪，对这个问题的承认，只是几个人，通过两三个军人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除此之外，都没有受到惩罚，没有人明确地承担责任。战争责任在于谁？没有明确什么样的责任者？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都没有明确。
须子达也：一定不能与中国进行战争
须子达也，1921年生，曾任日军第39师团第232联队第1大队第4中队上等兵。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6月第一批被宽释。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居民全都跑了，一个人都没有了，如果还有谁在就有可能会被杀，或是疑为间谍，进行拷问。所以居民看到我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没有剩下一个人，剩下的只是牲畜，如猪、牛等等，我们把这些家畜杀掉都吃了。
一定不能与中国进行战争，真的，作为邻邦，我们应该互相帮助。我认为中国人绝对不会做攻击日本，把日本变成殖民地的事。因此我非常高兴，现在的中国，我一个人也会放心地去中国，这就是我至今看到过的中国啊！
西尾克己：日本不进行历史教育就会亡国
西尾克己，1919年生，曾任日军第91师团第73旅团独立293大队第2中队伍长。1945年8月被苏军俘虏，1950年7月被引渡到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7月第二批被宽释回国。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我再一次重申，《日本对中国做什么了》这本书，还有《日本对朝鲜做什么了》这本书，我认为，如果日本不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日本就会亡国。
(注：他所提及的《日本对中国做什么了》、《日本对朝鲜做什么了》两本书讲述了日本侵略中国、侵略朝鲜的罪行。)
久保寺尚雄：尽我所能为日中友好努力
久保寺尚雄，1920年生，曾任日军第59师团第54旅团第109大队第5中队分队长、伍长。1945年8月，向苏军缴械投降，被送往苏联远东地区。1950年由苏联政府移交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第一批被宽释归国。
以下是他当年的口述：
我作为战争罪犯，在山东省杀过小孩子。我活到这个岁数，可以说真是长寿了。对于杀死小孩子这件事，他的父母是多么悲痛、多么愤怒，我能感觉得到，我实在是对不起他们，我真的这么想。
中国政府宽恕了我并让我回国，我表示衷心地感谢的同时，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人也表示感谢。
1941年4月，我作为北支那派遣军59师团的一员侵略了中国，我感到万分抱歉。我从心里对于杀死少年这件事感到悔恨，也感到自己有责任。
这件事(发生)在山东省、山东半岛，在59师团进行作战时，说是俘虏，在命令下杀死了小孩子。我想大约是十二、三岁，我自己在特别选拔部队里，在渤海作战时，还向老百姓开了枪，杀害过老百姓。
在山东半岛，作战命令是“看见逃跑的人就开枪”，而自己抓住的人作为俘虏好像送往日本，我在什么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按命令做了。
所谓的抓劳工就是抓住老百姓，把从十五、六岁到六十岁的人全部包围抓起来。因我自己是新兵，抓了多少人不太知道。
对于历史认识问题要老老实实的考虑，自民党安倍内阁好像有否定侵略战争的想法，我认为这是错误的。
对于日中友好，我向苍天起誓，我一定尽我所能在我有生之年为之努力。
成功改造战犯创造世界奇迹
1950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从苏联接收了982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批战犯中，不仅有伪满洲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还有曾制造无数个无人区的日军第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当他们在1950年进入战犯管理所时，还是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魔鬼”。当他们获释离开中国时，他们中的很多人眼含热泪，将战犯管理所称为其“再生之地”。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前馆长张继承说，管理所对于这些战犯来说不仅仅是监狱，而且还是将他们这些曾经杀人不眨眼的“鬼”改造成为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新人的大学校。
日本战犯到达抚顺之初，多数人敌视管教，更有相当数量的战犯蔑视新中国，仍然摆出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的架子。少数人还公开煽动：“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犯罪分子，害怕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正惩罚。
能不能教育、改造好这些战争罪犯，让他们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复苏人性呢？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政治斗争与实施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立足于对战犯的教育、改造，使他们低头认罪，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在中央改造战犯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体管教、看守、医务、后勤等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努力，尽到了最大的责任。
“最关键的是要使战犯认清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这样才能使他们抛弃旧我，将自己改造成为新人。”老管教崔仁杰说。
在深挖日本战犯罪行、使其低头认罪的同时，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对战犯实行人道主义。在管理上，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打不骂。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并优待他们。
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的伙食是“瓜菜代”，而战犯的伙食标准也没有改变。对有病者给予及时治疗，对牙齿不好的给镶牙，近视或花眼的给验光配镜。战犯武部六藏患脑中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卧床四年，竟没有一处褥疮。
时隔60多年，92岁的须子达也回忆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日夜夜，忍不住老泪纵横。“日本一定不能与中国进行战争，作为邻邦，我们应该互相帮助。”
1956年，在审判开始前，中国政府组织日本战犯分批到全国各地参观，他们不仅看到了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还到日军当年屠杀中国民众制造各种惨案的纪念地，听受害的幸存者控诉罪行。这极大地触动了战犯的思想灵魂，在当年侵略者制造惨案的地方，他们纷纷下跪，忏悔罪行。
1956年6月－7月，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铃木启久等36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并有许多战犯请求法庭对自己严惩。
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在法庭上表示：“我在中国犯下了人类所不能允许的滔天罪行，请求中国人民对我处以极刑，以此教育日本的后一代。”曾带头参与写“抗议书”的战犯岛村三郎在法庭上长跪不起，请法庭对自己判处极刑。
经审判，所有被起诉的日本战犯获刑最长的20年，最短的8年。其余未经审判的大批中下级日本战犯，在查清其主要罪行后，免予起诉释放回国。
这些归国的日本战犯组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并在日本各地建立了支部，他们以“贡献于和平与日中友好”为宗旨，反对侵略战争，推进中日友好。其中，出版的《三光》《日本对中国做什么了》等书籍揭露了侵华罪行，在日本民众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如今，这场改造奇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大都离开人世，但新中国为改造战争罪犯灵魂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将彪炳史册，成为人类历史中庄严而又温暖的记忆。
 |
| 相关专题 |
| · 地方要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