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资料图片)
卢作孚纪念馆一角。
卢作孚像。
●西方军事学家把敦刻尔克撤退列为二战著名战役之首。但早在此之前,在距离欧洲万里之遥
的中国,已经发生过一场影响二战格局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在40天时间里,要把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和物资撤退到后方,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按照当时川江航线的运输能力,要完成这场抢运,需要一年时间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是45岁的卢作孚。他以一己之力,打通了全中国的“生命通道”
稍微对二战历史熟悉一点的人,都应该知道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1940年5月底至6月初,德军悍然入侵法国,将英法联军围困在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海滨城市敦刻尔克。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举全国之力,用9昼夜时间,将33万联军人员和装备通过英吉利海峡抢运到英国。
这场绝境之中的撤退,为盟军保存了日后反攻的主力,也为最终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正如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议会报告中所说:“我们挫败了德国消灭远征军的企图,这次撤退将孕育着胜利!”战后,英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亨利·莫尔指出,欧洲的光复和德国的失败就是从敦刻尔克开始的!美国军事历史学家则把敦刻尔克撤退列为二战著名战役之首。
但事实上,早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在距离欧洲万里之遥的中国,已经发生过一场影响整个二战格局的大撤退——宜昌大撤退。
这场在川江之上进行的大撤退的战略意义,绝不亚于“敦刻尔克大撤退”。通过川江航道,大量人员及战时物资由此进入中国的大后方,从而奠定了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胜利基础。为此,有人后来将宜昌大撤退比喻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在川江的恒古奔流中,再没有其他任何一段历史,能像“宜昌大撤退”一样,让人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觉得热血沸腾。
1 川江终点 成为生死起跑线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水路交通就成为最重要的依仗。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川江航道的这种特殊性,差点置中国于死地。
1938年10月,战事告急,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大批人流、物流,从华东、华中、华北地区涌向宜昌,等待被转运到大后方四川。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挤满,各种滞留人员最多时达3万。“一票难求”是最真实的写照。
著名作家叶圣陶当时就在逃难的人群之中,眼前混乱绝望的人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不少人找不到住处,只有露宿街头。
面对此情此景,叶圣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随着源源不断的人流涌入宜昌的,还有各种大型设备、器材、军工物资等。在1938年秋,宜昌江边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急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这数万吨战略器材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如果不及时入川,后果不堪设想。有人后来追忆说,“大半年间,以扬子江中下游及海运轮船的全力,将所有一切人员和器材,集中到了宜昌。……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全部交付在这里了。”
而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33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也急待通过川江航线,奔赴战场。
更为严峻的是,这年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还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宜昌,川江航线的终点,此时,已经成为了决定国家命运生死的一道起跑线。
日军已经开始向宜昌进发,日机也开始对宜昌进行轰炸。在40天的时间里,要把滞留在此的人员和战略物资撤退到后方,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按照当时川江航线的运输能力,要完成这场抢运,需要一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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