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特殊贡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担负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任,积极建立、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最终赢得了中国近百年来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和惊天动地的伟大胜利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大团结大联合的奇观,完成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壮举,成为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的艰苦努力,经历了全民族抗战的苦难辉煌,为巩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统一战线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坚持和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战大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面临破裂的危险。南方局以重庆为依托,秉承民族大义,摒弃党派之争,相忍为国,求同存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促团结,最大限度纾解了合作危局,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共合作基础。

畅通两党两军联络渠道。面对国民党对合作抗日日趋冷淡,两党两军沟通受损的严峻形势,南方局奋然承担起改善双方关系的使命,加强作战方案、战报、情报等信息联络,重庆成为互通情况、团结抗战的中转枢纽。比如,在冬季攻势中,蒋介石电示八路军在上党一带和正太路等方面协同作战。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接电后立即研究,并将蒋电及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又将复电转报国民政府军委会。1940年3月,叶剑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参加国民党全国参谋长会议,针对 “游而不击”等指责,以详尽事实打乱了“讨伐”中共军队的部署,被赞誉为“一席发言阻止了一场灾祸”。

推动多次国共政治谈判。整个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围绕军事摩擦、合作对敌、联合政府等问题,在重庆的高级谈判时断时续、年年进行,人们熟知的就有三四次。南方局主要承担了代表中共中央的谈判责任,许多谈判方案、办法及策略都是南方局研究并报中共中央同意的,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博古、凯丰、王若飞等南方局领导人多次直接出面进行谈判,维护了有限范围内的合作,重庆成为缓和关系、弥合歧见的调处重地。1946年,周恩来就曾对《大公报》记者说:“重庆是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抗战、民主建国商谈奔走渝延之间。”

尽管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出现过摩擦和分歧,但由于两党两军的及时沟通,特别南方局在党中央领导下,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形成了国共两党斗而不破、长期合作的局面,避免了统一战线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