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东
▲华工在战场上紧急修复被炸毁的铁路。
一家法国军工厂的车间，工人除了华工，只有法国女性。
随后，为了保证安全，华工运送路线改为绕道非洲好望角，或者横渡太平洋抵达加拿大，再从陆地横穿加拿大，越过大西洋到达法国。尽管躲过了德国潜艇的威胁，但这两条路线都大幅增加了行程，一般要走三个月以上。
在运送华工的轮船上，英、法两国并没有兑现合同中规定的饮食和住宿条件，所有的华工都被关在狭窄、封闭的船舱内，船舱毫不透气，湿热无比。漫长的行程加上恶劣的航行条件，很多华工都得了航海病，在缺乏医疗救治的情况下死去，尸体被直接丢到海里。究竟有多少华工葬身大海，永远无法考证。
最优秀的劳动者
当崔志卿、朱桂生们到达法国马赛港时，他们在海上漂浮了三个月的心终于落了地，但这并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他们甚至来不及舒展疲惫不堪的身体，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线，在傲慢的欧洲白人眼里，他们只是一群健壮的廉价“工蚁”而已。
先后到达欧洲的14万多华工，其中有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国支配，另外还有1万余人则在美国赴欧远征军中服役。
按照最初约定，华工的工作是以工代兵，并不参战，但事实上华工的工作无不与战争相关。在工作安排上，法招华工多被安排到军工企业，受雇于法国的华工由法国军事当局负责。从布雷斯特到马赛，从里昂到敦刻尔克，不管是在国有兵工厂中还是在冶金、化工、建筑行业的私营企业中，都有华工的身影。编号“27746”的朱桂生就被送到拉罗谢尔附近从事战地服务，他最初在面粉厂工作，后来被安排运送粮食弹药。
在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法国把中国劳工推向了最前线。他们虽不直接参与战斗，但要负责运送伤员，在战争的间隙去战场上搬运尸体。有的华工还向前线运送弹药，另一些人就留在了战壕中修缮掩体，维护机枪阵地。
而英招华工则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另一些则替代了被派往法国的英国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这样就使得英国工人能够回到英国从事他们的职业。但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华工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
一位叫张邦永的华工后来写过《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文中讲述：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50码。我们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后，英兵才进来，所以我们实际是在最前线。这也是与威海卫时所订合同中“不作战”的话，是不相符的……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威海档案馆曾几次赴欧收集一战华工史料，董峰告诉记者，他曾经看到一份1918年的英国陆军部报告：“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然而，华工的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比例的，特别是在没有一个强大国家作为后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的角色。比如原本合同中承诺的“包吃包住”，其实是要在华工的薪金中扣除的，于是，伙食费要扣、置装费要扣、医疗费要扣，收入最低、人数最多的普通华工，甚至有将近一半的薪金拿不到手中。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也不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对于中国劳工而言，繁重危险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都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来自英法军队不公正的对待和歧视。
在协约国军方的眼里，华工是他们雇佣的苦力，没有什么尊严可言，军方所推崇的华工管理方式是：要凶要狠，不要吝惜暴力。
董峰告诉记者，法国人天性自由散漫，对华工的管理也相对宽松一些，但是也很有限，只是允许华工穿平民服装、进入咖啡馆和酒吧等。这些在英军的管理中是被绝对禁止的，理由是“防止华工逃跑”，法国些许的宽松还招致了英国的抗议，认为“加大了英军管理华工的难度”。
英军甚至禁止华工使用英国人的厕所。1917年，华工第13营的一名华工因为内急触犯了这项规定，遭到了英军的残酷殴打。这一下触怒了中国劳工。以山东人为主的华工中有不少会几手拳脚的“练家子”，他们冲上去与英军打成一团。这次冲突被英军用枪炮平息，华工的死伤情况没有记录，留下的结果只是英军认为“13”这个数字不吉利，遂把13营拆散，另编成第64营。
尽管遭受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但华工们仍然保持着勤劳朴实的本分，与协约国军队并肩作战。身处前线的华工们，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入战阵。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德军冲入了英法阵地，修缮战壕的华工们不得不用铁锹、镐头与德军展开搏斗。当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
战地浪漫
一战的血腥和惨烈是空前的，战场上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变成了炮灰。在一线搏杀的军队都是由各主要参战国的青壮年男性构成，伤亡人数让人震惊。根据法国政府的统计，一战之中，年龄在15至30岁的法国男子，每3个人便有1个死于战火。即便把法国男子年龄段的上限提高到49岁，死亡率也高达13.3%。对当时只有4000万人口的法国来说，这样的损失极为可怕，整个国家的主要劳动力人口大幅降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现实，英法不得不从万里之外的中国紧急雇佣了14万青壮年男性劳工。如果一战在1918年底没有结束，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英法两国提出的招工计划超过了20万人，而北洋政府在战后则直接宣称派出了20万华工参战。
在男性奇缺的法国，东方男子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意外生长，算得上14万华工在欧洲战场上遭遇的惟一一抹浪漫。
1918年7月的一天，一位法国姑娘跑进华工服务中心，急切地恳请工作人员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为她保媒，她要嫁给华工中的一个“杨先生”。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那时正在巴黎的基督教青年会华工服务中心担任干事。他本来在美国留学，一战爆发后自愿到法国参加战地服务，与为数众多的华工们相遇欧洲。蒋廷黻先后在里昂和勒克列索的兵工厂组织华工服务社，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蒋廷黻接待了这个主动上门“提亲”的法国姑娘，他并不看好这样的跨国婚姻，就提醒她说，中法两国生活习惯很不一样，结婚后肯定有非常多的不方便，而且华工在合同到期后是要回中国的。
可那个法国姑娘非常坚决，表示自己愿意跟着“杨”到中国定居生活。她还说，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她可能就没有机会结婚了。即便嫁人，也可能嫁给一个法国人中莫名其妙的家伙，挣一点钱就喝酒，喝醉了回家打老婆。她和“杨”已经接触了一年多了，从没发现他喝酒，而且他身上有很多法国男人不具备的优点。
这是蒋廷黻曾经回忆的一段轶闻，“杨”的全称叫什么，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这段跨国爱情的结果也不得而知。不过，爱上华工的法国姑娘远远不止一个。
在当时的法国，青壮年男性大多被征召入伍，劳动力奇缺，以致很多女性不得不进入工厂，顶替男子的岗位。像司机、建筑工、搬运工这些重体力职业，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工人。在华工相对集中的机械厂、坦克厂这样的军工企业里，女工人数更多。她们随时都能与华工接触。
绝大多数华工在中国只是底层劳动者，但他们应募时经过了严格筛选，年龄在18到40岁之间，不但身强力壮，而且吃苦耐劳，再加上出色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华工很快成了工厂中的“第一流工人”。他们深受法国工厂和军队的欢迎，不论在后方的港口、车站、仓库，还是战地，只要看到起重机，几乎都是由华人操作，法国海军还声明，外国劳工只需要中国工人。不少法国女性也对华工产生了特殊的好感，她们发现，华工会把每月工资中的大部分节省下来，按时寄回家，余下的生活费也不会像法国男人那样去酒吧或咖啡馆里挥霍。中国人身上的质朴、坚毅和自制的东方生活方式，颇受法国女子青睐。
越来越多的法国女子希望嫁给中国工人。这一现象，一度成为中法两国政府高度关注的焦点。
1917年5月，一份来自勒阿弗尔的治安报告指出：当地部分法国人开始对华工极不友好，甚至聚众抗议当地华工。他们抱怨说：“如果法军继续伤亡的话，法国就没有男人了。因此，我们继续打仗还有什么意义？最终结果只会使中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且迟早瓜分我们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
法国内务总长鲍慕司甚至在媒体上发布通告说：“华工多数是家境贫寒的苦力……我们法国的妇女，为什么不嫁给那些凯旋的法国士兵，而偏偏打算与黄皮肤的苦力联姻呢？希望广大法国女子迅速觉醒。”
依照当时的法国法律：本国女子若嫁与外国男性，则自动失去法国国籍。因而，法国政府没有给一对法国女子和华工办理结婚手续。这时，来法国准备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之一、素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可以代负相关责任。
江苏籍的华工张长松和他的法国妻子露易丝，就是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
张长松到法国后，先是做了8个月的码头工人，然后被派到战场上搬运尸体，后来因为身体素质出众，被一个军工厂招做锻工。张长松心灵手巧，头脑聪明，而且很快学会了一些法语，成了军工厂华工的一个核心人物。一次，他出面帮一位华工讨要漏算了的薪水，工厂的会计敷衍了事，不想理会。张长松一怒之下，揪着会计的领子去找总经理讨说法，吵闹声引来了众多围观者。这个高大、仗义、勇敢甚至有些莽撞的中国人，赢得了一位法国女工的芳心。她就是露易丝。
中国大使馆给两人颁发的结婚证书，并不能作为张长松继续留在法国的凭证，好在他很快得到了新的工作合同。1925年，法国的法律条文做出了修改，接受了法国女性和外国人的婚姻。已经育有一儿两女的张长松夫妇，在巴黎市政厅办理了第二次结婚手续。而在信奉天主教的妻子的要求下，第二年两个人又在一座天主教堂举行了第三次结婚仪式。
张长松与露易丝的结婚历程可谓一波三折，但终得正果。张长松也由此获得了法国国籍，从此定居在那里。
编号“27746”的朱桂生，也娶了一位名叫巴蒂斯特的法国姑娘，定居法国。2002年3月5日，朱桂生与世长辞，享年106岁，是最后一位辞世的一战华工。
据战后统计，大约有3000名华工因与法国妇女结婚，或者得到了新的雇佣合同而留在了法国，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国的中国人。
劳工神圣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
中国北洋政府在1917年8月与德国断交宣战，公开加入了协约国一方，此时也终于成了战胜国的一员。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与华工有着直接关系。1917年2月，德国潜艇击沉了运送华工的法国轮船Athos号，540名中国劳工葬身大海。这成了北洋政府公开对德宣战的直接肇因。
宣战之后，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曾表示，愿意派出50万中国军队赴欧洲对同盟国作战。这纯粹是做做姿态而已，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和纷乱的政局，派出大军远征欧洲无异于痴人说梦。英法等国自然心知肚明，并没有接受段祺瑞的提议，派军一事不了了之。
中国参与一战的只有14万中国劳工。
一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演说，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英国殖民大臣特别致电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骆克哈特，表示向威海人民祝贺，并感谢华工军团对战争所做出的贡献。
但是，没等大家缓过劲来，时局的发展就把中国这个战胜国的美梦击碎。在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并没有获得战胜国应得的尊重和权利。
中国代表团是带着举国上下的热切期望进入巴黎和会的。这个国家已经太久没有品尝过战胜国的滋味了，满以为这次胜利，能够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一把。中国代表团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等七项条件，后来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以及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要求。与列强争抢分赃不同，中国所求不过是收回本属于自己的领土和权益，但这些要求却被列强否决。列强甚至指责中国没有资格作为战胜国，因为中国“未出一兵，宣而不战”。中国代表最有力的反驳依据只有参战的华工：“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炮弹，制枪子，无论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
巴黎和会上屈辱的一幕幕传回国内，群情激愤的学生走上街头，爆发了改变日后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
1919年6月27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一个奇特的包裹邮寄到了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徵祥手中，他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竟然是一把手枪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寄出手枪与字条的，正是当时尚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山东省莱芜县牛泉镇上裕村村农民，编号97237的毕粹德。
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出席最后一天的巴黎和会，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但列强们置若罔闻，中国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一盘等待重新分割的肉。德国战败了，交出青岛和在华特权，日本是战胜国的一员，将这些尽收囊中。
14万华工两年多的血汗和牺牲，并没有换来应得的公正。
一战结束之后，华工对英、法两国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开始被陆续遣送回国。到1921年最后一批华工登船，总共有11万多名华工回到了祖国。
关于华工在一战中的伤亡数字，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英法对华工的死亡并不在意，从没有认真统计。一战结束后，法国政府统计留法华工大约为3000余人，数年后又把这个数字扩大到了1万余人。即便照此判断，牺牲或者病亡在欧洲的华工也在万人左右。死难华工中有名有姓者只有1874名，埋葬在法国、比利时的69个公墓中。
从1925年开始，旅法华工总会数次呈文法国政府，要求为法国捐躯的华工建立特别墓地、竖立华工纪念碑、抚恤死难者家属、拨款华人子弟教育等，但均未获得回音。直到1988年，在纪念一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法国政府终于公布有关华工的文献，尘封数十年的华工为法国捐躯的历史方重见天日。
在巴黎华工聚居地的街口建筑物墙上，法国政府镶嵌上了纪念华工的铜牌，上面用中文和法文刻着：“公元1916-1918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联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法国索姆省一个名叫博朗古的小村庄，埋葬着14位“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华工。他们的墓碑是1920年同乡回国前所立，上面刻着“永垂不朽”、“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的中文字样。有的墓碑上刻有名字，有的则只是一串数字——墓主人当华工时的编号。
他们的墓碑朝向东方，他们永远回不去的祖国的方向。
（本版图片由威海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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