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总政治部主任一职擦肩而过的陈丕显

众望所归调中央任职

1949年4月，陈丕显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治委员，领导苏南地区1100多万人民积极投入土改、反霸及发展生产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2年2月，陈丕显调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1956年9月，陈丕显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是这届中央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时年40岁。

1965年4月，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病故后，陈丕显主持上海市委全面工作。“文革”前邓小平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丕显负责上海市委常务工作，两人工作来往很多，邓小平对陈丕显一直很看重。1965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找陈丕显谈话，谈到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班子时说：“华东局第一书记以后再议；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阿丕你来搞了。”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陈丕显在“文革”前为数不多的几个“少壮派”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的地位相当凸显。对于陈丕显在上海的工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上海，陈云多次当着陈丕显的面对一些干部讲：“我们两个姓陈的看法是一样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丕显受到迫害，被关押长达8年之久。1975年夏，在邓小平的关心下，陈丕显恢复了中断近9年的组织生活。9月29日，邓小平又书面请示毛泽东：“陈丕显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轻（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次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陈丕显很快去北京报到，摆脱了在上海的困难境地。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初，中央安排陈丕显到云南担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陈丕显正在考虑去还是不去时，叶剑英找他谈话。陈丕显在上海工作期间，与叶剑英交往甚密。陈丕显处事细心、周到，叶剑英每次来上海考察或休息，总是喜欢让陈丕显安排一切。他对陈丕显说：“阿丕，如果你身体不适应高原气候，你就干脆回部队算了。”陈丕显的老首长粟裕也对陈丕显说：“干脆回部队，现在好几个大军区都缺干部，比如南京军区就没有政委呢。”但是，当时赋闲在家的胡耀邦跟陈丕显说：“现在的形势还在变化，不可能让你一直在云南的。好久没工作了，抓住时机，无论干什么先去。”于是，陈丕显不再犹豫，选择去云南工作。

仅仅数月之后，1977年7月起，陈丕显先后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后兼任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到湖北工作后，陈丕显坚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左”的错误影响，迅速开创了湖北各项工作新局面。他在湖北的工作受到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人的很高评价。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上酝酿成立中央书记处。在各小组讨论人选时，很多小组提议让陈丕显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少代表在发言中认为，陈丕显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他在上海、湖北主政期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遭受了严重迫害，体现了很强的党性原则。

会议间隙，胡耀邦专门到陈丕显的住处，谈大家提名他进入中央书记处一事，之后还约陈丕显到他的住处又专门谈了一次。这一时期，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曾多次考虑陈丕显的工作变动问题：一是考虑让他回上海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二是考虑让他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可是当时湖北省各项拨乱反正工作刚刚展开，陈丕显如果离开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接替，所以中央才决定暂不调动陈丕显的工作。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会前，中央下决心调陈丕显到中央书记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