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与西南实业大厦

西南实业大厦里的星五聚餐会

星五聚餐会之发起，并非始于抗战时期的重庆。1932年，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暨史久鳌、潘仰尧等人鉴于市场上洋货充斥，国货工业衰退，入超与年俱增，为谋国货工业的发展，乃由中国银行领导，联合上海金融、实业各界组织聚会，集中讨论国货工业问题。由于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后，决定每周五餐后开一次讨论会，故名“星五聚餐会”。几年之内，星五聚餐会举行数百次，对上海实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抗战爆发后，上海工厂纷纷内迁，香港成为上海与内地联络的中心，星五聚餐会移至香港举行。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加强金融实业各界的联系，团结广大金融实业界人士，促进生产事业的发展，协助政府建设西南地区，西南实业协会联合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燃料管理处、平价购销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重庆市国货厂商联合会、迁川工厂联合会等机关及四联总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川银行、美丰银行、聚兴诚银行等，发起组织“实业界聚餐座谈会”。1940年10月25日，第一次集会在生生花园举行。生生花园建于1937年，为抗战名园，坐落于重庆牛角沱江边，是被誉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民国教育家高显鉴的宅邸高公馆所在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国科学社陪都时期办公地。现高公馆整体迁建于重庆市渝中区李子坝抗战建筑群中。第一次“实业界聚餐座谈会”有金融、实业各界200多名代表参加；1940年12月5日，第二次集会也在生生花园举行，金融、实业各界170多名代表参加。从其性质和规模讲，这应该是上海、香港星五聚餐会的延续。

1941年12月19日，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第一次会议举行。此后数年间这一聚餐会持续开展，到1948年总共300余次。到会者少则一二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参加者有民族资本家，国民党党政要员，金融、实业界人士，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社会贤达等。演讲者大多是金融、实业界、学界的专家、名流，演讲内容包括经济信息、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实业生产、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当前实业界存在的问题等。

1941年12月26日，章乃器在星五聚餐会第2次会议上演讲《当前工业金融问题》。1942年7月31日，黄炎培在第33次星五聚餐会上演讲《岷江上游考察观感》。1943年1月15日，卢作孚在第57次星五聚餐会上演讲《三十二年度生产计划》。1943年10月8日，黄炎培在第92次星五聚餐会上演讲《本届参政会关于经建方面决议案之剖视》。根据相关资料，胡西园、张伯苓、潘仰山、刘航琛、胡子昂、康心如、林继镛、茅以升、黄墨涵、刁培然、郭沫若、张公权等人均在星五聚餐会上发表过演讲。

由于西南实业协会没有固定的集会场所，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经常更换地点举行，给金融实业经济各界人士带来不便，这也是西南实业协会筹建西南实业大厦的一个重要原因。1945年，西南实业大厦建成后，成为西南实业协会的办公场所和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的固定场所。

《星五聚餐会一年来的总结》中写道：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的地位，日趋重要，有成为当时重庆实业界舆论的领导力量的趋势，如本会再能筹集相当的款，与川康兴业公司合作，在巴县衙门选址，建筑西南实业大楼（一部分租与会员厂家作为集中办公用，一部分作为西南实业联谊社办公用，一部分作为会员食宿集会用）。因此，筹建西南实业大厦便提上西南实业协会的议事日程。由于西南实业协会是一社团组织，不具备具体的经营权。因此，要建设西南实业大厦必须有相应的公司经营，西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南实业公司）便孕育产生。

1940年4月，西南实业公司发起人就组织西南实业公司呈重庆市政府社会局备案，卢作孚是筹备委员之一。1941年11月，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西南实业公司订立购车合约——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卡车40辆，共合七万美元。由此可以推断，西南实业公司应该是1940年到1941年间成立。

没有西南实业协会，没有西南实业大厦，就没有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的固定场所，西南实业协会在抗战中及抗战后的作用发挥就不会那么明显。卢作孚作为西南实业协会和西南实业协会四川分会的重要领导成员，为西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西南实业大厦的发起、西南实业大厦的最终建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作者系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