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周恩来命钱之光打通香港与解放区的航运，安排驻香港的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图为钱之光（前中）与部分同志在烟台。
1948年，《人民日报》、《华商报》发表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热烈响应和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部分通电、宣言、声明。
图为1949年10月9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局部）和讨论国庆日建议案的会议记录（局部）。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已经过去整整65年了，许多曾经置身那次会议的人在回忆当年情景时，都会说到的一个词，就是“难忘”。这“难忘”当中既有当家作主的喜悦，亦包含着为此而付出的艰辛。
政治协商并非饮茶清谈，而是伴有血与火的奉献牺牲
受到邀请的许多协商要角，此刻都在蒋介石手里。宋庆龄和民盟主席张澜居留上海，寓所周围都有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代主席沈钧儒逃到香港，处于港英当局管辖之下。这个英国人管治的地方也有国民党的力量，公开的外交特派员向港英方面提出控管要求，保密局香港站暗布大批特务，公开和秘密的任务都很明确：不准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公开的民主运筹，也不能离开秘密的较量。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和香港早有地下组织，如今全面开动，偷渡民主人士北上。
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来到香港，被看管在住宅里面，会客要经过特务审定。中国共产党特意找来同乡同姓的司徒丙鹤，以探亲为名进入联络。司徒美堂走出家门，公开表态参加新政协。
特务看管得最严的还是李济深，家对门的商店就是特务据点。生活窘迫的李家出租自家房屋，底楼住进的家伙总是窥探房主，看来是个国民党特务，顶楼住进的客人又格外体贴，想必是个地下共产党。
就在特务的眼皮底下，民盟的沈钧儒和章伯钧、民革的蔡廷锴和谭平山，登上苏联货轮“宝德华号”。沈老舍不得剪掉垂胸长髯，化装成账房先生，“高佬蔡”身着短打，变成了挑夫。码头的特务并未关注这艘外国船，旁边的“泽生号”据说有中国共产党背景。
其实，“宝德华号”上才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叫章汉夫。这是周恩来的要求，每次民主人士北上，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干部负责护送。就在此前不久，冯玉祥从美国乘船返回，那艘苏联客轮在海上失火，政协会议的重要成员不幸遇难。
香港的军统旧将开始散布流言：李济深不能去解放区，共产党会和他算旧账。1927年清共，蒋介石在上海抓周恩来，李济深在广州抓周夫人邓颖超！
针对谣言，何香凝慨然发言：这是法西斯挑拨离间的伎俩！李、蔡不会毁弃光荣历史。
李济深判断：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的战略决战，还要打两三年。与其蹲在哈尔滨看共产党打仗，还不如留在香港搞军事策反……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别人动自己的军队。毛泽东致李济深的亲笔信件，早已被特务偷拍，送到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向保密局长毛人凤发出暗杀令，处理李济深等六名军政高官。
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看望任公了，陪同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何香凝提醒李济深早日出走，早走，在政治上有好处。潘汉年补充：早走，在安全上也有好处。李济深一点就明。潘汉年又诚恳转达周恩来的问候。周恩来要求香港方面：李济深的出行必须严格保密，安全必须绝对可靠，生活也要照顾周到。李济深在香港有个大家庭，妻子病情危重，周恩来特意送上一笔可观的安家费。
1948年12月26日，圣诞第二夜。就在这个午夜，苏联货船“阿尔丹号”驶出香港，李济深、彭泽民、洪深、朱蕴山、沈雁冰等人秘密出行。
第二天，香港飞来一架专机，白崇禧派黄绍竑来接李济深去武汉主持大计。可是李济深失踪了！一个中外名人，居然在严密监控下偷渡出境了。李济深一走，上海的民主人士处境更加凶险。
保密局制订了绑架上海民主人士的预案，伺机下手。青帮大佬杜月笙奉命配合，却把情报悄悄告诉黄炎培。正在危险关头，蒋介石宣布下台，代总统李宗仁笼络民主人士，保密局的监视就有些放松。黄炎培利用这个空当，以庆贺生日为名，大宴宾客制造混乱气氛，2月14日，黄炎培假借购物带着夫人去永安公司，前门进，后门出，甩掉特务的跟踪，转移到女儿家，第二天又化装登上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安排的船只潜逃香港，3月14日自香港乘船北上。
可惜，这个机会，张澜和罗隆基并未抓住。
总是穿着棉布长袍的张澜，与总是西装革履的罗隆基在一起，显出一种有趣的差异与和谐。共产党邀请去北平，李宗仁劝说去广州，蒋介石命令去台湾。政坛老人张澜忧虑：这上海恐非久留之地。留学美国归来的哲学博士罗隆基却认为：各种政治势力剧烈争夺，恰恰是中间力量发展的良机。
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召集留沪中委开会，到会人有史良、楚图南、罗自成、彭文应、叶笃义、罗涵先等人，从昆明来的吴晗也参加了。就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罗隆基提出几个问题要求当场表决：第一，是否参加新政协？全体一致通过。第二，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执政，民盟是否参加政府？有人主张参加，有人说也可不参加，而罗隆基则明确表示：要当在野党。第三，能不能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掌权的新政府？意见也不一致。第四，新中国是否应持独立自主外交？一致同意。
罗隆基把讨论记录包括投票记录，整理成政治纲领，交予即将去解放区的吴晗，正式提交中国共产党。罗隆基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接受这份政纲，就不参加新政协，宁肯在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继续充当在野党。
可惜，老蒋不让罗隆基当中间派。已经宣布下野的蒋介石，赶到上海召集秘密会议，布置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全部运送台湾。同时要求，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刘鸿生、杨虎等所有知名人士带到台湾，不从者就地正法。
军警闯进虹桥疗养院，直扑病房，不顾医护人员的阻拦，把张澜和罗隆基架上囚车。囚车冲出疗养院，冲过国民党军警的封锁线，进入一处花园洋房，这所杨虎公馆里面的守卫者居然全是解放军的便衣侦察队。
原来，就在上海民主人士生死存亡之际，周恩来电令上海吴克坚全力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等。
中国共产党情报干部吴克坚，又把任务交给国民党元老杨虎。杨虎时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表面看不过是个闲职，可作为上海青帮老大，又有个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女婿周力行，所以杨虎在上海很有势力。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料到，杨虎早已秘密转向共产党。
面临必败的下场，特务更加残忍。上海解放前夜，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曾伟、虞健等因策反活动暴露被杀害，共产党情报人员李白被枪杀，民主党派干部黄竞武被活埋，史良的亲友则幸运地在押赴刑场路上被解放军营救，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一起。
政治协商并非饮茶清谈，而是伴有血与火的奉献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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