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迂回抗争中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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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经历了9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与胆略，大刀阔斧地进行各项工作的整顿，同时，他又很注意策略，在迂回抗争中表现出超人的智慧。

“三项指示为纲”

1975年新年伊始，神州大地依然是寒风凛冽，但有几则信息却早早地传递着春意与希望：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1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产生的国务院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国务院工作以邓小平为首。

此刻的邓小平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也有潜在的危机：其一、毛泽东的不信任。“文革”之初，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后来虽然毛泽东将他解放出来，称赞其 “人才难得”，委以重任，但对邓小平仍然不放心。因此，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对邓小平的任命的同时，还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众所周知，邓小平与张春桥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同时加以任命，意味深长。还有一件事更耐人寻味。毛泽东一方面确定组成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另一方面作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要求全党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时采取两个措施，既是为即将上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治上规定了工作方向，也可以说是对邓小平的提醒与告诫。其二、“四人帮”的反对。“四人帮”要搞掉邓小平由来已久。远的不说，仅1974至1975年就制造多起事端，风庆轮事件、长沙告御状、反“经验主义”、评《水浒》，一次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只是因有毛泽东的支持，邓小平才艰难地渡过难关。

同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了全面整顿，而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的。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7月4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再次讲到“三项指示”，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毛泽东在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春季分别发表的三项指示。这三项指示中，在毛泽东的心目可以作为“纲”的，只有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一条，用毛泽东的话就是:“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在一起，特别是把安定团结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在了极为突出的位置，提升到“纲”的高度，则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可能公然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表面是对前者的弥补与充实，实质则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淡化与修正。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既要坚持整顿，又要争取毛泽东的支持，还需防范“四人帮”寻机挑衅、攻击，这是一个难题。处理这个问题，简单从事会无济于事，急于求成则适得其反，只有通过一定的“磨合”推进整顿，渐渐淡化“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突出毛泽东思想中正确的认识，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这就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这种大智慧的表现。

关于这个问题，“四人帮”的喉舌在一篇大批判文章中写道:邓小平“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经他们这样一摆，安定和不安定，团结和不团结的矛盾，还有科研落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矛盾，等等，统统成了主要矛盾。他们就是这样用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手法，淹没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摒弃诽谤之意，这段文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三项指示为纲”的高明之处。

“三项指示为纲”，特别是把安定团结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在了极为突出的位置，顺乎民愿，深入人心，因此被各种报刊反复引用，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即使人们写发言稿或大批判文章，也不忘写上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与此同时，作为政治口号，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四人帮”最善于鸡蛋里面挑骨头，一天到晚瞪大眼睛挑邓小平的毛病，但是，因为是以毛泽东的指示为纲，他们也不敢有半句非议之辞。

在“三项指示为纲”指引下，邓小平领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