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空洞出入证”述说历史

她自愿帮助宋庆龄在渝开展“保盟”工作

抗战初期，通过何香凝女士介绍，王安娜与宋庆龄相识。但在宋庆龄手下工作，担任其外文秘书，还是经过周恩来的介绍。安娜精通德文、英文和法文，又是德国的哲学博士，文章和口才都很好，得到宋庆龄的信任。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前，宋庆龄在廖承志等中共人士的帮助下，于12月10日乘飞机离开香港飞往重庆，居住于两路口新村三号。在重庆，她重新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以争取外援，组织募捐，赈济难民、伤兵和儿童；组织物资，把大批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其它救援物资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人民手中，并积极介绍和输送外国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

王安娜非常敬仰宋庆龄，被她真挚、无私、廉洁、勇敢的个性所折服，自愿帮助宋庆龄在重庆开展“保盟”工作，成为“保盟”中央委员会的一员。“保盟”总部办公室设在宋庆龄的寓所，常去办公室的只有廖梦醒和王安娜。廖梦醒担任秘书工作，兼管“保盟”的来往财务。王安娜利用其外籍身份和丈夫的关系，主要负责与各国驻华使馆官员的夫人联系，争取外援，互通消息；负责援华物资的运输工作，将抗战物资、药品运送到抗日前线。

当时重庆环境恶劣，日机经常狂轰滥炸，加之又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王安娜的处境十分艰难。从她所著《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的回忆中，我们看到重庆被日机轰炸的惨景。有一次，王安娜到贵州办事返回重庆，车快到达重庆的时候，看到路上很多携带家具和行李离开的人群。人们不时向她们挥手，示意停车，她们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仍继续赶路。直到道路堵塞，一打听，才知道重庆被日机投下燃烧弹，全城到处是熊熊大火。

她们只好来到南岸，想办法找船夫送到北岸。北岸的街道虽未起火，但炸弹落下的惨景随处可见。她们用手帕捂着嘴和鼻子，躲开不成人形的尸体、断壁残垣和散落的电线。在一片废墟中，王安娜看到自己的家还安然无恙，丈夫和房友都在屋里，她感到欣慰。书中，王安娜这样写道：“日军连续三天轰炸重庆以后，突然停止空袭，大概是他们认为市内各种建筑物都已炸得一间不剩了吧。……五十万重庆市民约有五分之四，在5月空袭后离开了重庆。市内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一切交通均告停顿。政府利用第一次空袭后的空隙，成功地建成了防空设施。仅在数月之间，重庆便改变了面貌，甚至可以说它成了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日军的恐怖轰炸毫无所得。政府的办公厅、办事处、剧场，没有一处迁出重庆。相反，这种轰炸加强了市民共患难互助精神。”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王安娜毫无畏惧，仍积极开展工作，经常怀揣“八路军少校军官”证和“防空洞出入证”，奔走于重庆的大街小巷。

当年，特务把监视王安娜的情况及时写成《情况辑要》，报送蒋介石。如：《情报辑要》严字第5号说：“新村3号孙夫人处，昨（9）日似有集会,住良庄之王安娜曾于下午3时10分前往。”“不久，尚有贝克夫人及不知姓名的俄人亦前往。”安娜性格直爽，面对特务的跟踪，她会直面询问其为何干这种卑鄙行当而不谋正当职业。对于这个洋女人的善意劝说，有的特务羞愧得低头而去。

王安娜在重庆居住了6年。1945年抗战胜利，她作为宋庆龄的助手离开重庆到上海，继续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