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华
一条小河、一份电报触发摊牌时刻
8月21日，毛泽东率领右路军进入若尔盖大草原。七天后，他们走出死亡之海，发起包座战役，歼灭国民党守敌一个师，打开北上的通道。
与右路军相比，左路军行动十分延缓。8月21日，朱德带领左路军先头部队攻占草原边缘的阿坝，张国焘以“巩固阿坝”为理由，命令大部队就地整理，延宕十余天。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致电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规定》的精神，提出“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今宕昌——笔者注）、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
张国焘对此十分恼怒，认为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原定军事方案，粗暴干扰了总司令、总政委行使职权。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乘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它下达。中央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化，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
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径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事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径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单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张国焘拒绝向右路军靠拢。他的执拗，让两位老搭档陷入两难境地。特别是陈昌浩，他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又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同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有什么事，都是由他去跟中央联系，经常受到两边的夹脚气。
徐向前找他商量：“国焘同志总和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毛泽东主张的左右两军集中兵力出甘南确实是上策。”
陈昌浩也有同感：“我们发电报催催吧。”
从8月20日至9月1日，陈昌浩、徐向前连续发出急电，表明自己的态度，要求左路军执行中央政治局决定，速度向右路军靠拢。口气越来越强硬。8月24日，陈、徐直率地表明了两人对中央决定的态度：“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疾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在红四方面军三巨头中，两比一的情况经常出现，多数情况是张国焘占据上风，但像这样由徐向前联手陈昌浩逼迫张国焘就范尚属首次，特别是在电文中写到“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这种犀利的用词是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共事以来未曾有过的。
张国焘知道自己犯了众怒，不敢再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8月30日，他下令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令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的第二纵队跟进。
左路军的行程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把徐向前和陈昌浩找到一起，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
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右路军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
“具体的困难都好解决，关键是打通这里。”陈昌浩指着脑袋说。
毛泽东说：“那就这么办，一是发电报催，二是派部队接。”
9月3日，左路军第一纵队行至嘎曲河。恰逢大雨，河水上涨。一向行动延缓的张国焘，顿时敏捷起来，下达班师返回阿坝的命令，同时以朱、张的名义起草给徐向前、陈昌浩转中央的电报：“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当时，从嘎曲河到班佑与党中央会合，只需三五天路途，如果可以涉渡此河，就不需要南返阿坝。关键就在于嘎曲河的涨水到底有多大？左路军是否真的没有徒渡和架桥的可能？
在张国焘看来，河水滔天，天堑难越。他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一再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水势：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经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到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面前，它原本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情形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找不到任何的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法可施，乃决定回师刷经寺。
张国焘关于久雨不晴和河水连日不降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红九军参谋长陈伯钧的《长征日记》逐日记载了8月底至9月初的天气情况。根据他的记载，左路军进入草地前3天，即8月30日至9月2日，以雨天为主；抵达嘎曲河的后4天，以晴天为主。草地的河水易涨易落，按照雨涨晴落的规律，嘎曲河从9月3日起应该呈回落的趋势。
即使是在水势较大的9月2日，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也认为嘎曲河看起来白茫茫的一片，其实都是浅底平川，完全可以过河。他来到张国焘所住的帐篷，要求试渡。张国焘黑着脸不吱声。以张国焘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黄超十分嚣张，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痛斥董振堂胆大妄为，竟敢怀疑总政委的判断。他不顾朱德在场，抡起巴掌，连抽董振堂几个耳光。张国焘站在一旁看热闹，根本不制止。朱德也不好做声，转身走出帐篷。在奇耻大辱面前，董振堂很沉得住气，继续把理由说完，然后走了出来，来到几米外的朱德帐篷里，一进门眼泪就往下滴。朱德、康克清好言好语地宽慰他，让他见了中央再说。
送走董振堂后，朱德在河边转悠。乍一看，草地河川的水，没有河堤、树木等比照物，说大说小，说深说浅，都有人信。还是笨办法最聪明，如果有人能够涉渡到对岸，那一切争论都可以平息了。朱德瞅准了一个位置，凭经验感觉有戏，派警卫员潘开文下河试试。潘开文后来回忆：
他（朱德）看到水比我们刚到的时候小了一点，就对我说：“你骑我的马过去试试看。”于是我就骑上他的马，他的马高大一点。下到最深的地方，水刚到马肚子的地方。走到河那边，水又浅了。老总看见以后，说：“哎，这可以嘛！”当时的水情看，说不深，也还困难一点，但要想办法，还是可以过的。
朱德兴冲冲地回来找张国焘：“国焘啊，水不深，部队可以过呀！赶快北进吧。”
张国焘根本不接话，冷冷地回了三个字：“那不行！”
“怎么不行？刚才我的警卫员就过去了。不信？你可以问小潘。”朱德火了，要拉张国焘出去看潘开文如何过河。
陈明义当时任总部作战参谋，亲眼目睹他们激烈争吵的场面：
在总部后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种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定，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朱德终于明白了，不是嘎曲河水太大，而是张国焘在找借口。他后来在自述中说：“一转到阿坝，过一条嘎曲河没有准备好。其实张国焘是根本没有准备，过不去好南下。”
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下令已经抵达嘎曲河的第一纵队转头往回走，指示正在北上的第二纵队停止前进，备粮待命。
左路军遇水即返的电报送到班佑前敌总指挥部，中央领导人表情各异。
毛泽东似乎早就料到了，平静地问：“国焘同志请也请不到，怎么办？”
陈昌浩一脸苦笑，解释说：“来电说嘎曲河涨水，过不了河。”
徐向前清楚四方面军的底细，不解地说：“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应该不成问题。至于粮食缺乏，更不须忧。阿坝一带粮食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自己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
当时的红军面临难得的战机，红一军团已派第一师向俄界开进，国民党甘南驻军十分薄弱，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筑碉未成，完全可以乘隙突破敌人防线，直趋陕甘。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左路军南返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由于中央的意见一直为张国焘所反对，毛泽东把劝说的希望寄托在长期与张国焘共事的徐、陈身上。
徐向前、陈昌浩抱有一些期待和自信。过去无论是鄂豫皖苏区还是川陕苏区，大部分时候是张、陈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陈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做出某种妥协。
9月8日上午9时许，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单独发电给朱德、张国焘：“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泽东）、张（闻天）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恩来）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调时（？）松潘、南坪仍为上策。”
这封电报反映了徐向前和陈昌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从理智上清楚，左路军速来北进为上策，因此力陈北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从情感上不愿意在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再分兵，主张以集中主力为原则。
看了这份电报，张国焘松了口气，觑破了徐、张两人的软胁，即他们不愿意将亲手拉扯大的红四方面军撕成两半。只要左路军坚持不北上，右路军就必然会南下。
9月8日22时，张国焘做出了命令右路军南下的决定：“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这封电报与前面的电报不同，电文很短，语气强硬，直接向徐、陈下达右路军南下命令，根本不提及向中央转呈电文。这标志着，张国焘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
南下与北上之争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
 |
| 相关专题 |
| · 期刊选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