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反复人生

叛变投敌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任主任。22日，中革军委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红二十四师，红十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1935年初，国民党军队加紧对留在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企图将中共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一举消灭，形势日益严重。2月，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来急电，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分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红军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分9路突围，其中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约9个连，经赣粤边之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军长征在湘江战役中失散的红三十四师人员，并在该地区开辟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1200人的队伍，避开敌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

1935年，龚楚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在反“围剿”过程中，不仅损失惨重，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国民党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

龚楚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失去信心，加之国民党的引诱，打算叛变投敌。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酣睡之际，半夜三更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一军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由于龚楚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还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是当年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称号———“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叛变后，即与国民党军狼狈为奸，丧心病狂地对红军、游击队、中共地方干部、打入敌军内部的中共地下人士进行了清剿，使之遭受重大损失或严重威胁。

10月13日，龚楚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冒充湘南红军来找地方组织。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听说老首长龚楚来了，赶紧派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与之联系。何长林在龚楚的诱使下当即叛变。为抓捕项英、陈毅，龚楚以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为名，写了一封信给项英、陈毅，并由何长林在上面签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项英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而陈毅对此感到非常怀疑，因为龚楚自恃资格老，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便目中无人。现在怎么突然谦虚起来，要他们去“加强领导”？遂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龚楚基于项英、陈毅没有回复，担心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遂在龙狮石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入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员投降。游击队员奋起反抗，除贺敏学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外，其余50余人壮烈牺牲。这也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对于没有抓到项英、陈毅，龚楚于心不甘。他根据熟悉的红军活动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龚楚所部杀害。

10月20日，龚楚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红军侦察员吴少华等，遂要吴少华带路去见项英、陈毅。好在吴少华识破了龚楚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才得以迅速转移，躲过一劫。

10月底，龚楚引导国民党3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当场殉国，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中共湘粤赣特委委员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