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惜才重才的故事

诲人不倦不断练将、放手用将

刘伯承坚持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相结合，主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一切军事上的本本主义。刘伯承一向践行少说话、多做事。为提高各级指挥员游击战实战指挥能力，刘伯承总是拟好题目后让部将去做，特别主张培养将领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作战能力。在他的培养下，不少年轻的干部都锻炼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员。

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在七亘村受损后，刘伯承亲自到七亘村观察地形，七亘村是日军由河北进攻山西平定城的必经之路。刘伯承定下作战决心，具体作战部署交给旅长陈赓。1937年10月26日，陈赓指挥七七二团取得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正当陈赓准备见好就收时，刘伯承命令他再次在七亘村伏击日军，理由是“兵不厌诈”。两天后，陈赓果然在七亘村再次取得伏击战的胜利。不久，刘伯承又根据情报，在日军进犯昔阳的必经之地———黄崖底河谷设伏，并指定由七七一团团长徐深吉全权指挥。11月2日，七七一团在黄崖底河谷成功伏击日军，一扫初战失利的阴霾。

1938年3月上旬，一二九师遵照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电令，迅速南移至襄垣东南地区，执行伺机破袭邯长路，打击西犯敌人的任务。刘伯承的头脑中立刻浮现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即充分利用黎城与潞城之间的丘陵地形，依据敌情采取攻打援敌的办法，利用伏击手段歼灭运动敌人。于是，刘伯承对一二九师各部作了战斗部署，并对陈赓委以重任：令陈赓的三八六旅设伏于山西省潞城县至涉县之间的邯长公路神头岭地区，歼灭潞城来援敌人。令陈锡联的七六九团一部袭击黎城，以该团主力于东、西黄须伏击涉县增援敌兵。他限各部在3月16日拂晓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陈赓领回伏击歼敌的任务之后，一直在脑海里思考伏击战场的最佳位置。陈赓召开了旅团级干部战前准备会议。各团指挥员在地图上搜寻，就选择伏击场地议论纷纷，大家倾向神头岭……陈赓建议不能仅靠国民党的老地图决策。于是，他率领大家一同去实地勘视地形。现场考察后发现地图的标志和实际地形大相径庭：神头岭山梁长约几公里，宽不过120米，山梁北侧以一条山沟相隔同申家山遥望，其西部便是不足20户人家的神头村，这里的公路铺设在山梁之上，两边的地势略高于公路，除了紧贴路边有一些国民党军队修筑的旧工事，这里再也没有任何隐蔽物。这样的地形，部队不易隐蔽，又难于展开，背临北面的深沟，预备队行动不便，还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见状大家非常失望。然而，陈赓却不声不响继续观察，他遍数了那些被友军遗弃的颓废工事，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看，这一仗还是在神头岭打好。”他形象地说：“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有利呢？只要我们做到突然、勇猛，先下手为强，这不利条件就只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陈赓的一席话使大家豁然开朗。就这样，经过讨论，三八六旅作了以下部署：以徐深吉的七七一团主力埋伏在张庄、王家庄以东的神头岭公路两侧，正面阻击敌人；团特务连前伸至潞河村，向黎城方向警戒，相机炸毁浊漳河上赵店镇木桥，断敌交通，确保主力歼敌。以叶成焕的七七二团主力埋伏在七七一团右面的高地和神头村西侧，利用旧工事严密伪装隐蔽，对敌人实施主要突击；以其第二营位于申家山，作为预备队；以第三营（欠一个连）在李家庄以东，准备适时出击断敌退路；以一个连伸至潞城东北袭扰敌人。以补充团埋伏在薛家庄、安南岭以西地区，从公路东侧突击敌人。派便衣20余人至潞城西南监视长治敌人。陈赓速将作战计划报告师部，很快得到批准。陈赓的计划和刘伯承的意图完全一致。3月16日，在刘伯承总指挥下，陈赓指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在神头岭上，把部队埋伏在略高于公路的旧工事里，出其不意地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毙伤俘敌1500余人，毙伤和俘获骡马600余匹，缴获各种枪支300余支，取得了我军继平型关战役之后的又一次较大规模伏击战的胜利。

陈赓在战斗中不断得到锻炼，其军事指挥才能日臻成熟，逐渐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后担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坐镇晋西南。解放战争爆发后又成为挺进中原的三把尖刀之一。

刘伯承注意到皮定均打仗爱动脑子，作战机智灵活，骁勇善战，是一个值得培养的军事人才。于是，刘伯承有意栽培这个人才，在抗战时期就多次委以重任，让他在战斗中迅速成长。抗日战争时期，皮定均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特务团团长。一次，刘伯承师长命令皮定均派人去侦察敌情，他却自己跑到敌占区去“遛大街”。结果被日本鬼子认了出来，他急中生智成功脱险，气得日军小队长大叫：“皮猴子的，大大地鬼！”从此，“皮猴子”在敌占区名声大震。1939年，皮定均率部到潞城、黎城、涉县、武安等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他巧妙运用麻雀战、破击战、地雷战等，打得日伪军心惊肉跳。1941年，皮定均任太行军区五分区司令员，向冀南和豫北发展抗日游击战争。1943年8月，他参与指挥了林南战役，消灭伪军孙殿英、庞炳勋部7000余人，攻克日伪据点80余处。

刘伯承在抗战后期又大胆放皮定均出去“单飞”。1944年9月，皮定均奉命率部孤军南渡黄河深入河南，任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与王树声一道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后又带领部队成功千里突围至华东。建国后皮定均时而坐镇台海，时而坐镇西北，长期统率一个方面军。

1948年7月，刘邓大军决定分兵攻打襄阳。襄阳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互成犄角，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曾经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也在襄阳城下屡屡受挫。蒋介石深知襄阳的战略意义，派大特务头子康泽坐镇襄阳。康泽到襄阳后，采取“守襄必守山”的古训，大量修筑山头防御工事。

刘伯承这次选定的攻擂手是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出自红四方面军的王近山外号叫“王疯子”。但是打襄阳仅靠一股疯劲是不行的，许多人对王近山心存疑虑。刘伯承对自己的学生充满了信心。1943年，刘伯承命令王近山从太岳军区率一个团回防延安，保卫党中央。旅长陈赓在为王近山送行时指示：“尽快赶赴延安，路上不要求战斗。”当王近山一行经过洪洞县的韩略村时，还是果断捕捉战机，一举歼灭由驻华北日军军官组织的“战地观战团”。敌少将旅团长以下120余名军官除3人漏网外，全部被歼。日军当时的全盘“扫荡”计划也因此被打乱。王近山到延安后，毛泽东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早就听说红四方面军的王‘疯子’现在成了吴下阿蒙了！”

的确，经过刘伯承的8年调教，王近山已经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了。

因此，刘伯承稳坐中军帐，放手王近山大闹襄阳城。王近山到襄阳外围后，决定打破常规，采取撇山攻城的方案，以小部队监视山头敌军，以主力直取襄阳城。方案报至刘邓处，刘伯承笑道：“襄阳已在我掌中了！”六纵从7月9日攻城，一个星期就拿下了当年蒙古人花了多年才打下的襄阳城。战后，刘伯承论功行赏：“在襄阳攻城中，王近山指挥的六纵起了主导作用。”

战后讲评是刘伯承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些讲评大多建立在对学生们作业的细致检查基础之上。细心的刘伯承总会挑出一大堆毛病，比如对敌情掌握不够细致，主攻方向的兵力没有达到应有的集中，预备队使用不够巧妙等等。学生们听了也心服口服。在8年抗战的每个阶段，解放战争的每场战役，刘伯承都会留下一篇有血有肉的总结文章。这不仅对部将有很大启发，对全军将士也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在刘伯承诲人不倦、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在他用心良苦地锤炼下，他的部将大多从粗线条的猛将成长为文韬与武略同样出众的高级将领。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镇守全国11个战略大军区的统帅几乎有一半是刘伯承的学生：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后对调到福州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后对调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后对调到沈阳军区）。

刘伯承不仅对许多“军中武才”重视并相机培养，而且对搞军事思想理论研究及教学的“军中文官”也倾力培养。陶汉章即是典型例子之一。

正当海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传来了一条消息———在海湾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正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这消息引起了军事学术界的关注。经过一番周折，有人找到了流传在美军中的《孙子兵法》。拿来一看，才知这不是两千年前的《孙子兵法》，而是后人所写的《孙子兵法概论》。书的封面上印了一个中国人名字———陶汉章。

追根溯源，这本书的问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刘伯承一手促成的。

上个世纪50年代，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陶汉章在那里搞教学。有一天，刘伯承对陶汉章说：“现在讲战役学，都是苏联的东西，学员反映听不懂，你能不能讲讲《孙子兵法》？”

陶汉章说：“《孙子兵法》虽然早就读过，可是要讲课……”

见陶汉章面有难色，刘伯承鼓励地说：“你再系统地读一读，我们找个时间再研究一次。”

没过几天，刘伯承就通知陶汉章把战役系的教员和有关人员找来开会。

刘伯承主持召开了研究《孙子兵法》的座谈会。

刘伯承首先发言，他胸有成竹地说：“《孙子兵法》13篇，实际上是一本散文，其中有不少雷同和重复的地方，我看是否可以分为6个问题来讲。这6个问题是：智谋、兵势、奇兵和正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

刘伯承这一番掷地有声、颇有见地、耐人寻味的话，使陶汉章很受启发，成了后来他写《孙子兵法概论》的基本框架。陶汉章也因此书名声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