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过渡时期的几个细节

宗光耀，1937年出生于陕西定边，1964年毕业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先后在中国驻芬兰和驻爱尔兰大使馆、外交部西氏公司工作过，曾任原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秘书、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出任过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澳门政权交接和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出席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团副秘书长。

后天就是澳门回归15周年纪念日了，届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葡两国政府在澳门文化中心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回归祖国。回归15年来，澳门经历了3届特区政府、5届立法会。“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从设想变为现实，一个全新的澳门已然横空出世。

澳门回归之前的很多细节都是经过辛苦而巧妙的谈判和交涉，双方才达成一致的，亲历其事的人们在回首当年的时候，感慨更多……

1989年底，我被派往澳门工作。大家知道，澳门是一个小地方，面积只有20多平方公里、人口40多万，长期被葡萄牙占据。后来，中葡双方经过谈判，在1987年签订了中葡联合声明，确定澳门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尽管当时距离回归还有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很长，但是任务却很多。

我被派到澳门工作后，担任过新华社澳门分社副社长、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澳门回归前，我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澳门政权交接和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时，我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副秘书长，现场见证了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

后天，就是澳门回归15周年纪念日了，澳门回归的过渡时期、政权交接仪式与庆祝活动中的一些细节及筹备工作中的轶事，让我记忆终生，难以忘怀。

葡方曾提出取消降旗仪式

记得1997年8月初的一天，我接到澳葡政府政务司高树维先生的邀请，约到他办公室一叙。由于我们两人都应邀出席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这次一见面，他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首先谈到这件事。

交流中，高树维开始一本正经地说：“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是很成功的，但是我们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不必要仿照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做法。因为他们是中英、是香港，而我们是中葡、是澳门。这就是今天我约请宗副社长来，想与你交谈的话题。当然，这完全是你我朋友之间的交谈，是非正式的。”

显然，对方找我是有目的的。这时，我意识到高树维将有重要的信息向自己传递，于是说：“我出席了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大会，觉得非常成功、完美。我甚至觉得我们澳门的做法照抄香港的就是了。看来政务司先生有更好的想法，我愿洗耳恭听。”

高树维说：“澳门政权交接仪式规格要更高，增添喜庆气氛，不请其他外国嘉宾，突出中葡两国。”接着，他解释：“所谓规格更高，就是到时邀请中葡两国的‘三巨头’，即葡国的总统、总理、议会议长，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到场出席仪式，这就比香港的规格高了。不必搞降旗、升旗的形式。深更半夜搞降旗、升旗，全世界都没有，惹人笑话，认为你我都是精神病。再说，我们在澳督府大门前的葡萄牙国旗12月19日傍晚就降下来了，到时我们会举行庄重的降旗仪式。20日清晨，在同一根旗杆上升起的自然是中国国旗。这就体现了政权的交接，而且是顺利、平稳、自然的。还有，如果政权交接有降旗、升旗仪式，升中国国旗时现场的嘉宾和观众都会鼓掌、欢呼，我也会鼓掌的。而降葡萄牙国旗时人们如何办？我们葡国人听到掌声会高兴吗？我自己就不愿看到这个场面。如果不搞降旗、升旗，增加音乐、歌舞节目，气氛会更为喜庆。”

高树维接着说：“澳门的政权交接是中葡两国的事，没必要邀请其他外国嘉宾。届时我们要准备返回里斯本，新上任的领导们还未坐进办公室，接待更多的外宾会有困难的。”他继续说：“我不理解英国王储查尔斯和港督彭定康为什么半夜就离开了香港。香港回归了，中英两国关系更好才对，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出席特区政府成立和特首宣誓就职典礼？其实，政权交接仪式和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典礼完全可以在同场举行，这样更加完整，效果也会更好。”

高树维的话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是想听听我的反应。

充分交流观点

我讲：“我刚才认真听了政务司先生的论述和想法，我全明白，也能理解。我没有成熟的意见，就是说出来也不能算数。咱们是好朋友，说一些个人的看法，作为交流、探讨。”

“你说吧，没有认真思考的话往往是真话。”高树维半开玩笑地说。

我说：“首先我赞成政务司先生主张1999年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仪式的规格要更高，即除了请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邀请来。我建议中央观礼团由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组成。葡方来澳门出席仪式的人员与中方对应。我相信，只要事先商定，被邀请的领导人肯定都会接受邀请，乐意来澳门出席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活动。这将是最高规格的了。只要定下来，具体操作并不难，我愿意尽一切努力。”高树维插话说：“好，我们就朝这个目标努力，至少葡萄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我还说：“澳门回归祖国，政权交接既是中葡两国的大事，也是本世纪末世界的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关注。正如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它是中葡两国达成的协议，然而又送交联合国备案。如果能邀请到联合国的有关官员和外国嘉宾出席这一盛会，捧场、祝贺，见证中葡联合声明的实现和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这是一件好事。至于邀请多少外国嘉宾，要根据会场的条件而定，邀请名单也要中葡双方共同商定。这都是1999年的事，目前时日尚早。”高树维点了点头，未发表意见。

我对他讲，关于降旗、升旗的事，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葡国管治澳门的时代的结束，将澳门交还给中国政府。像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的、国与国之间的重大事件，仅有两国领导人的讲话是不够的。唱歌跳舞气氛喜庆欢快，也不能代替国旗的角色。同是一面国旗，在特定场合的升降，它的含义也有所不同——例如，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与我们每天早晨升起的五星红旗的意义是不完全一样的。

鼓不鼓掌？何时鼓掌？

我进而对高树维说：我能理解政务司先生对降旗时场上可能会有掌声的忧虑。如果葡方不乐意有掌声，我看这并不难解决，我可以做这个工作。

“你能怎样做？”高树维似乎有点惊喜。我说：“把降旗、升旗紧凑连在一起，待中国的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升起，全场鼓掌、欢呼。人们可以理解，这个掌声是为降旗、升旗的重要程序胜利完成而鼓的，不单是为中国国旗和澳门区旗的升起而鼓的。”高树维开心地说：“这样好，就是为中国国旗的升起而鼓掌又有何不可，我到时就为你们的五星红旗而鼓掌。”

接着，我们谈到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政府成立大会同场举行还是分开举行。我说，政权交接是两国之间的事，中葡两国领导人都是主人，共同主持，联合国的官员出席见证。而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宣誓就职和特区政府的成立是中央与特区的事。会场的布置、主人、嘉宾的名单和座次与交接仪式可能都有不同。因此，分场举行比较顺当，也好操办。

那么，葡国总统和澳督能否留下来出席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这方面，我坦言这并非是大的原则问题，至少我本人很高兴，很欢迎。到时葡方有什么想法，通过正式渠道提出来，我相信，中方会给予积极考虑的。我对他讲，如果他们出席特区政府的成立大会，我想他们将以尊贵的嘉宾身份入座，但澳督的头衔恐怕要去掉，只能称呼韦奇立将军或者韦奇立先生。高树维连声说：那是，那是。

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我们两人观点各异，但相互是坦诚的，交谈气氛是友好、平和的。事后，我向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汇报了同高树维谈话的详细情况。高树维应该也及时向澳督转述了我的观点。

在以后的中葡双方磋商中，葡方未就降旗、升旗、不请外国嘉宾等问题提出异议。也许是他们认为理由不充分，没必要提出。而会不会是听了我的一些意见，误认为已摸到了中方的底牌，提了也没用？这事我至今也不清楚。葡方不愿看到降旗时有掌声的场面，对此，我一直记在心里。临近回归的日子，我在一次相关的会议上强调，要保证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升起、飘扬，就得将降旗和升旗衔接得很紧凑，以秒计算，而不是以分计算，中间不得拖拉。因此，在降葡国国旗时先不鼓掌，而在五星红旗升起后再鼓掌。在私下我也曾给一些人士做降旗不鼓掌的工作。尽管他们的一些想法和理念，有时我们不能接受，未予采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从葡方的立场所提出的问题和构想，我是理解的。他们的想法一旦与中方的不一致，经过交换意见，一般是理解和谦让我们的。他们能够从中葡友好、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的大局出发，在回归过程中做到认真负责、友好合作，实为难能可贵。

土风舞表演费思量

当年澳门回归的庆祝活动是由我主抓，我考虑到澳门地方小，人口少，艺术团体不多，高水准的演艺人士更屈指可数。但是广大澳门同胞爱国热情很高，对回归祖国的认识一致，各社团之间关系融洽，容易组织调动，我们于是广泛发动当地社团，营造澳门人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喜迎回归的氛围。

时任副总理钱其琛说我们的想法很好，要好好营造澳门人唱歌跳舞、敲锣打鼓庆回归的气氛。他说，到时如果需要邀请一些内地演艺界的高手参与，当然可以，但迎回归、庆回归的主角应是当地的广大澳门人。钱副总理讲得很明确透彻。这在1999年迎回归的各种活动中，特别是在12月21日庆回归大型文艺演出《濠江欢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濠江欢歌》这节目很丰富，当年影响很大，有千人腰鼓队、千人南拳、千人少儿武术、千人荷花舞、千人莲花太极扇等等。在近万名的演出队伍中几乎全部是澳门人或在澳门工作生活的外地人。只有两条飞龙、威风锣鼓队和几位歌手是从内地请来的。

这么大型的节目演出，组织起来不容易。我曾先后与两家葡人社团的负责人接触，动员他们组织排练土风舞参与《濠江欢歌》的演出，结果都被婉言拒绝。他们的理由是，澳门回归中国，特区政府成立都是大事、好事，在澳门生活的葡国人、土生葡人都很赞同，也很高兴这一天的平稳到来，顺利、成功，然而这毕竟是中国人、华人的喜事，政治色彩很强，不像中国的春节、端午节———在这政治敏感的日子里，要组织葡国人跳土风舞参与庆祝活动有难度，首先没有人愿意牵头。

碰了软钉子怎么办？当然不能气馁。后来，听了朋友和新华社同事的意见，我约会了老朋友土生葡人公务员协会负责人珊桃丝小姐和高天赐先生。他们认真听了我的陈述和想法，两人都表示完全赞同，并表示乐于承担这项任务，保证做好。其中，珊桃丝小姐说：“这是一件大好事，给在澳门的葡人和土生葡人参与和展示的机会。澳门永远是我们的家，土生葡人就是地地道道的澳门人。澳门回归中国和特区政府成立的大型庆祝活动，我们土生葡人当然有份，只是我们不便主动提出。今天副社长想到了，邀请我们参与，是给我们机会。”高天赐先生则说：“《濠江欢歌》的节目里能有土风舞的表演，对提高土生葡人和澳门的葡国人的心情和信心很有好处。”

这中间与澳督有不少接触，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一天，在一个社交场合，我与澳督韦奇立碰面，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宗副社长又给我摊派任务了，要我给土风舞出钱。”我愣了一下：“我哪里敢给总督阁下摊派任务？”韦奇立笑着：“我是和你开玩笑，感谢你才是真的。你知道，我一直放心不下的是，政权交接后，我们回里斯本了，担心大批生活在澳门的土生葡人会受到歧视，现在我放心多了。珊桃丝小姐和高天赐先生向我报告了你们商谈的情况和有关请求，我马上表示赞同。我对他们俩说：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中方能想到土风舞参加庆祝活动，是难能可贵的。土风舞参加政权交接和特区政府成立的文艺演出符合葡中友好的大局，也是向外界展示葡萄牙文化的良机。我要他们认真做好这件事，尽早给我拿出一份经费单，我亲自批转。这件事对鼓舞土生葡人士气很有作用，所以我要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