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
1971年突发的林彪事件中断了全面“斗、批、改”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进程，极大地扰乱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发展方向的设计与掌控，“文化大革命”的后续演进由此呈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斗、批、改”思想亦随之进入最后的历史阶段。由于林彪事件严重削弱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合法性，因而此后的“斗、批、改”思想已不再具有显赫的政治地位，而逐步滑降到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边陲地带。但作为“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斗、批、改”思想的内在逻辑依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很多层面发挥着惯性作用，并显现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林彪事件后，这一要求便迅速成为批判林彪集团的基本原则和重要任务，其主要内容就是大力宣传“两条路线斗争史”，突出强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试图澄清被急剧变动的政治形势所模糊的阶级斗争版图，以利于新的政治批判的展开。同时，虽然全面“斗、批、改”运动已无法大规模进行，但“斗、批、改”思想不可能在“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体系里迅速退却，故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仍与“斗、批、改”在思想层面上实现结合，“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和斗、批、改任务结合起来……抓住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深入下去”，[1]“斗、批、改”思想的内涵与外延得到继续延展。批判者明确指出，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并未结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些经验要加以总结，有些政策要继续落实，有些规定要坚决执行，新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调查研究和解决，“在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中，我们要认真抓上层建筑，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把它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件大事来抓”。[2]在此期间，由于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主要致力于对林彪集团的批判，在客观上有利于反思和清算“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斗、批、改”思想在某些方面呈现缓和化的内容与结构。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因势利导，对无政府主义等极左思潮展开了深入全面的批判，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批判者由此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工业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必须遵守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实现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他们还经常援引恩格斯“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为经典论据，突出规章制度在经济生产和企业管理中的权威性，认为“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规章制度无用论”等谬论“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引向邪路”，[3]而“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加强企业管理，健全生产指挥系统，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是斗、批、改的重要内容，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一环”。[4]更有批判者指出，当前企业“斗、批、改”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一切设计图纸、生产工艺和操作规程的改革，一定要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决不可操切从事……违背了客观规律，是要受到惩罚的”。[5]以此为契机，全国很多地方和领域逐步恢复并健全了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规章制度，改善并加强了企业管理。此后，尽管政治形势不断发生变动，但对规章制度的重视渐次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共识，即使“四人帮”掌控的刊物有时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一项规章制度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不然的话，实质上就会导致取消一切规章制度，这也是不对的。”[6]在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期间，经济领域继续着力纠正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恢复被废弛的工业企业规章制度，加强产品质量。这些努力作为“斗、批、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领域产生了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在反思和批判极左思潮的环境下，对宽松政策的强调与推行成为“斗、批、改”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1971年底谈到纠正林彪的极左影响时，虽然仍然强调“对个别人说，斗批改是要参加的”，但也明确指出：“对于党，比如民盟、民革还要保留”，“保留民主党派比较有利”。[7]他于1969年初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的要求再次得到广泛的宣传和强调。1972年4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出：“在当前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斗、批、改的过程中，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并特别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更有论者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深入进行到现阶段，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正确使用犯过错误的干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8]可见，将落实党的政策与“斗、批、改”加以联系，对提升落实政策工作的政治高度以及凸显其实施层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此前后，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专家教授和技术人员从关押、审查和批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从而进一步促使高度紧张的政治局势呈现缓和趋势。当时的海外观察家曾就这一变化指出，毛泽东以“治病救人”的口号和“群众路线的斗、批、改的路”解决党内斗争，并未沿袭斯大林式的“血腥的路”，“这是毛比斯大林伟大的地方”。[9]
综上所述，这些政治思想及其实践局部纠正了某些严重的极左错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粗暴的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思维，遏制了无政府主义造成的全面危害，有效地缓和了林彪事件带来的社会紧张局势，也显现了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普遍存在着的意图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的强烈诉求，赋予“斗、批、改”思想以一种建设性的面相和效能。当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整体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因而随着政治局势的逆转，“斗、批、改”思想的内容和方向亦随之丕变。
二
1972年底，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谈话中，针对一封主张贯彻周恩来要求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反映张春桥和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来信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10]次年5月，毛泽东又明确提出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抓意识形态，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11]《红旗》杂志就此发文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不正之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还没有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12]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也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强调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
事实上，这些政治指导思想的变化，均与毛泽东感受到林彪事件后社会上出现的质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潜流有关。这一变化不仅逆转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方向以及“批林整风”运动的重点，而且使主要承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及其“新生事物”的“斗、批、改”重新成为极左势力影响政治形势的工具，如由迟群把持的国务院科教组在关于科教战线“批林整风”的报告中，就批判了“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搞过了头”等看法和意见，并对知识分子作出了“两个估计”的极左判断；王洪文在同上海市总工会领导人谈中共十大精神时竟露骨地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还要继续。你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骂一顿臭知识分子，不要以为风平浪静，没有事。首先一点是同志们不要轻易相信他们。”[13]这预示着“斗、批、改”将被迫脱离批判极左思潮的思想脉络，为极左思潮的重新泛起提供合法性外衣。
此后不久，毛泽东再次提出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批准发动了由极左势力主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当时的政治宣传话语里，“批林批孔”运动被视为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步骤，其职责“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努力使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14]这实际上与“斗、批、改”本身所担负的政治职责和历史使命具有高度一致性，因而二者在思想层面上迅速结合：“批林批孔紧密联系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扶植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15]可见，这种结合不仅赋予“批林批孔”运动以一种合法性理据，从而成为推动“批林批孔”运动进展的重要思想机制，同时使渐趋式微的“斗、批、改”思想在其他次级运动中得到更多的强调与建构，并且将一些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潜藏其间，正如后人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的后几年……没完没了的‘斗批改’中加进去批《水浒》宋江‘投降主义’、批法评儒、批陈批孔、批林批孔等等不伦不类的运动，实际上透露出一种明显的信息——人人心里都明白，批判的矛头是对准周恩来总理的。”[16]
由于“批林批孔”等一系列后续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17]为进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遏制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抵制，全国报刊在此前后开始连篇累牍地回顾、总结和宣传“斗、批、改”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历史与“成就”，尤其重点突出和高度肯定其间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加强，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普及，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壮大，工农兵上大学和教育改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医务人员到农村去，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亿万群众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各级领导班子的老、中、青三结合，培养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参加劳动，以及农业、工业、商业、文教方面的许多先进单位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许多发明创造，等等。而“四人帮”更借助“批林批孔”运动大肆鼓吹作为“斗、批、改”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革命”的所谓“历史经验”和“伟大成就”，更炮制出诸如钟志民退学事件、女知青嫁农民、用政治理论答理工考卷、大唱“革命儿歌”、“小靳庄十件新事”、“开门办学”以及朝阳农学院经验等一系列“反潮流”的“新生事物”，使“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教育革命”发展至异常混乱和荒诞的地步。这些“新生事物”被广泛地视为“斗、批、改”的重要成果或直接体现，且被赋予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政治位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的看法，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18]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斗、批、改”历史的回溯与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颂扬，在理论上加强了“斗、批、改”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意义，是极左势力论证整个“文化大革命”合理性的基础性内容。
随着时间推移，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与维护日益强化。1974年底，他又提出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为核心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强调“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极左势力借此极力引申和扩大该理论的应用范围，如张春桥提出“全面专政论”，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歪曲为单一的、不区分具体情况的“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完全不顾社会主义制度已确立近20年的客观事实，不承认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性质，认为“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有优势”，“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19]这一理论的提出和解释，既表明毛泽东内心对他发动且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防修反修”效果缺乏自信心，也透露出“文化大革命”后期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极端矛盾性：一方面鼓吹“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及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认为“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还被资产阶级占据。可见，如何认识和评价“斗、批、改”显然无法自圆其说，缺乏内在逻辑性和前后一致性。尽管如此，仍然有人继续强调“斗、批、改”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意义：“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支持有利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新生事物，发扬共产主义精神，这对反修防修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这样做。”[20]这种诡异的结合强烈地凸显了“斗、批、改”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但在现实的政治运动中已经几乎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斗、批、改”思想与“文化大革命”后期意识形态体系的内在矛盾，在随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得到强化。极左势力不仅将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及一大批领导干部，更荒唐地将斗争对象扩大至整个所谓“党内走资派”，指出“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21]江青等人甚至炮制出“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荒谬理论，指出“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走资派”，党内“有一批人根本是资产阶级”。这种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斗争对象尽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与“斗、批、改”思想定型之初的对象指向之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无实质区别。这意味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基本对象和内容都回复至历史的原点，显示了“斗、批、改”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反复无常及其背后不可逾越的内在困境，这与极力宣传“文化大革命”和“斗、批、改”的“伟大成就”的形势形成鲜明对比。
总的来看，自毛泽东扭转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势头以来，他极力捍卫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决心，成为影响“斗、批、改”思想内在逻辑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在此形势下，极左势力对“斗、批、改”历史的回溯与宣扬，以及对“文化大革命”斗争目标的重新设定，表明他们对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颓势已现的不甘与反抗。这种情况典型地彰显了“斗、批、改”思想所具有的双面性特征，它既可以为党内的健康力量提供局部性重建社会秩序和维持政治稳定的务实工具，又更多地被极左势力所掌控和利用并以之为话语权推行新的政治运动。这种状况也鲜明地展现了这一段时期内“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基本特征：“与前一时期抵制‘文革’活动总体上是潜在地、被动地相比，抵制、纠正‘文革’路线和坚持、维护‘文革’路线的斗争形成了两军对垒。”[22]
三
从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程来看，自林彪事件后，“斗、批、改”思想在政治理念的建构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等方面均呈显著的下降趋势，这从《人民日报》关于“斗、批、改”报道数量的变化中可见一斑（见下表）。但它依然作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继续前行的一种政治动员方式而继续发挥着效用，并在与部分历史元素的脆弱结合中丰富着自己的思想内涵。
当然，“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斗、批、改”不再被频繁地提及，不再成为如“文化大革命”初期几乎所有群众运动合法性的决定性来源，其思想内容与面貌也逐步倾向于模糊化和整体化。这是因为林彪事件直接引致“文化大革命”所营造的革命理想和价值理念在事实上的创败与溃退，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次级形态的“斗、批、改”思想的吸引力、说服力和动员力自然也随之式微。同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段时间里，尽管政治运动依然频仍，但绝大多数民众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有趋于恢复正常秩序的强烈诉求，“斗、批、改”思想逐渐失去现实基础，这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设计与控制上亦可看出端倪。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已不再扩展新的政治运动的范围，而有意识地将“文化大革命”限制在意识形态尤其是教育领域，试图维持政治稳定。他多次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好”，要求制止一些地方的武斗，要求四届人大后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的干部解放出来。尽管落实这些政策、实现政治团结和稳定，仍然受到极左势力的阻挠，存在很多现实困难，但这无疑极大地削弱了“斗、批、改”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作为文本，它一直在减损着自己的权威基础”，[23]终于在严重的内在矛盾与自我冲突中走向“文化大革命”的尽头。
[1]“两报一刊”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1972年1月1日。
[2]《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红旗》1972年第5期。
[3]龙岩：《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4日。
[4]《株洲市委领导成员结合改革企业管理工作的实际认真看书学习 不断提高路线觉悟 切实搞好斗批改》，《人民日报》1972年2月4日。
[5]公冶平：《生产技术的改革要审慎》，《人民日报》1972年8月21日。
[6]上海柴油机厂大马力车间革命委员会：《合理和合法》，《学习与批判》1973年第4期。
[7]陈东林主编：《中国二十世纪通鉴》第15卷，线装书局2002年版，第4781页。
[8]唐生平：《提高落实干部政策的自觉性》，《人民日报》1972年5月19日。
[9]徐复观：《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同异之间》（1972年6月5日），《徐复观杂文——论中共》，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6页。
[10]《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8页。
[11]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5页。
[12]黎坚：《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红旗》1973年第8期。
[13]陈东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60页。
[14]“两报一刊”社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1974年10月1日。
[15]社论：《继续搞好批林批孔》，《人民日报》1974年11月28日。
[16]陈乐民：《在中西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7]社论：《再批“克己复礼”》，《人民日报》1974年3月15日。
[18]江虹：《认清大好形势 夺取更大胜利》，《人民日报》1974年1月17日。
[19]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红旗》1975年第4期。
[20]田春：《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红旗》1975年第5期。
[21]社论：《翻案不得人心》，《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
[22]史云、李丹慧：《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1972—197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23][美]林·亨特著，汪珍珠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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