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史博览》发表文章《真实的博古》。文中记述西安事变后，凡是与国民党的重要谈判，中共中央、毛泽东都派博古参加，摘编如下。
博古与毛泽东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博古一向尊重毛泽东，毛对博古也十分信任。遵义会议后不久，博古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交出大权，这时他虽然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已不是第一把手，一切听从中共中央安排。在延安整风前，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博古是信任的，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他，如长征到达陕北后，毛、周东征，就任命博古为西北办事处主席。西北地区是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加上国民党长期盘剥，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红军到来突增几万人的吃穿，如何安定民心、保障人民的生活和部队供应是个大问题。父亲过去有组织、宣传工作的经验，但对经济工作涉及不多。接受工作后，他与林伯渠想尽各种办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稳定发展了西北经济，解决了当地百姓生活和军队的供给，并参与了为刘志丹等人平反的工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这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关系重大。中共中央决策后，派得力干部去协调落实。中央安排父亲与叶剑英一起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参与西安事变善后事宜。父亲的分工是负责党部工作。当时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和西安城中各派，对捉蒋、放蒋各执己见，如何统一认识，发动党员做好工作十分重要，父亲深入群众之中做了许多工作。西安事变后，发往中央的两份重要电报：与宋美龄、宋子文谈判结果的电报及《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是由周恩来与博古共同签发的。1937年2月11日，父亲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军基本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开始转向抗日。这时，父亲的工作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1937年8月下旬，父亲受中共中央委派，出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当时，重要工作是就国共合作问题，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与国民党当局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多次谈判，其中国共合作宣言是谈判最重要的内容，因为这是国共合作的条件和基础。7月12日，博古与周恩来在庐山把国共合作宣言初稿交给国民党当局，蒋介石表面同意，而他手下出面谈判的代表康泽，要求将初稿中十大纲领删除，还要求将原稿中“已经取得国民党同意”改为“已经取得政府的同意”，妄图模糊国共合作条件和平等地位。此时周恩来已赴晋商谈八路军抗日之事，博古与叶剑英直接与蒋介石面谈，几经曲折，9月22日、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分别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及蒋介石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又如与国民党谈有关新四军问题。父亲到达南京后，曾多方寻找项英、陈毅，当见到报上有他们的信息后，随即写信派人去找。后来，他同叶剑英一起提出组建新四军的方案，经中央批准后，与国民党进行多次谈判并达成协议，并取得成功。
凡是与国民党的重要谈判，中共中央、毛泽东都派博古参加。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实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为保卫和平、反对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中共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历经40多天，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同年又派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人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后又增派博古参加政协宪草审议工作。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我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于1946年4月8日冒着恶劣的天气，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全体人员在山西黑茶山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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