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兵”
1945年9月，沈阳城里欢庆日本投降的活动还在持续着。这里是被日本侵略最久的中国城市之一，胜利终于到来的时候，人们有太多的情感需要宣泄。
一支灰军装的中国军队进驻了沈阳。十四年了，沈阳只能看到打着膏药旗的日军、伪满洲国军队，还有出现不久的苏联红军。现在，终于迎来了中国的军队。欣喜而热切的人们不知该用怎样的方式迎接，队伍挥舞着苏联红军的红旗、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及花花绿绿的各色旗帜，杂乱无章又激动热烈。
17岁的董来扶却对这支军队倍感亲切。虽然灰军装上已经撤去了标识，董来扶还是认出他们是八路军。那是第一批出关挺进东北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分区主力。
董来扶13岁时跟着父母闯关东，到沈阳谋生。他的老家在山东诸城，紧邻革命老区临沂，所以他小时候就见过八路军，知道那是穷苦人的队伍。当八路军的征兵站出现在沈阳街头的时候，董来扶当即报了名，成了八路军在东北招收的首批新兵之一。
新兵董来扶被编入一个警卫连，负责警卫沈阳的铁西机场。那是日据时期的一个军用机场，现在成了一个大库房，堆积着日军丢弃的飞机、大炮、汽车、坦克等大型武器。多数在日军投降前已被破坏。一些被俘的日本技术人员在这里进行着维修工作。
董来扶还是个大男孩，对飞机、坦克有天然的强烈好奇。不站岗值勤的时候，他总是凑到这些钢铁造的大家伙跟前，东摸摸西看看。
几个日本人密谋的小勾当恰好被董来扶听到了。他们是用日语在交谈，以为旁边的中国士兵听不懂。偏巧董来扶在日本企业里工作过，对日语日常会话能懂个八九不离十。
“那几个日本俘虏不老实，他们边干边说，商量怎么怠工，怎么拖延，把坦克往坏里修。”
董来扶不动声色，找个机会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一位叫高克的领导。
高克其实并不是警卫连的直接领导，而是东北人民自治军（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等部改编组成）司令部的。只是他跑铁西机场比警卫连连长还勤，每天都在那堆破破烂烂的坦克边转悠。
高克对董来扶汇报的内容并没有说什么，倒是满脸惊喜地上下打量这个年轻的新兵：“小鬼，你懂日本话？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好啊。”董来扶当时并未当真，只是随口答应了一句。高克却是认真的。
11月的时候，警卫连奉命押送一批弹药到抚顺，返回时，却被苏联红军拦在了沈阳城外。原来，国民党部队已经开始了对东北的争抢，从海路远调而来的国军精锐部队占领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苏联红军全面接管了沈阳城，并准备将其交给国民党政府。先期进驻沈阳的八路军已经撤出。
董来扶所在的警卫连进不了城，直到半夜才在郊区找到了大部队。刚刚安顿好，高克就找上门来，拉着董来扶到所属部队的旅部办理调动手续。警卫连连长也舍不得自己的新兵被“挖走”，他告诉董来扶：“为了要你，高队长找了三回首长，看来是不能不让你去了。”
当天，高克就把董来扶带走了。这时董来扶才知道，为什么高克要他就像“捡了个宝”一样。
高克告诉董来扶：“咱们这儿人不多，连你一共三个同志，其余是六个日本人，是坦克修理工和驾驶员。我们不大懂技术，暂时还要靠他们。你来当翻译，还要注意他们的动向。”
董来扶并没有因为这些话有什么失落，相反，他被高克另一番话的热情感染着，憧憬满怀：“我们是延安炮校的，到东北来搜集坦克，发展特种兵部队。”董来扶是他发展的第一个“特种兵”。
高克口中的“特种兵”和现在的特种兵不是一个概念，他说的是装甲兵。只是那时候的解放军还是“小米加步枪”的装备，不要说装甲兵这个兵种，甚至连一辆装甲车、坦克都没有。
坦克出现于一战，扬威于二战，是当仁不让的“陆战之王”，充当了所有重大陆地战役的决定性力量。而在中国战场上，坦克虽然惹人瞩目，却并非主角。
侵华日军在武器装备上拥有绝对的优势，特别是坦克这种重型武器，几乎没有对手。国民党部队的坦克数量微乎其微，而且水平落后，完全无力与日军坦克对决，更不要说连步枪都装备不齐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国军人能做的，只能是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坦克的碾轧，以几十人上百人的生命，换取击毁一辆坦克的战果。
胜利最终属于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人民军队终于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坦克。第一批坦克兵的种子已经孕育了十几年了。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土地革命时期，诞生不久的中国工农红军就选派人员到苏联学习坦克技术。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就有着远大理想和长远眼光。
最早也最著名的留苏“坦克学员”是新中国首任装甲兵司令、开国大将许光达。
1931年，许光达在作战中身负重伤，辗转到苏联手术治疗，伤愈后，许光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学习到了坦克技战术。
紧随其后，中央在留苏人员中选调一批骨干，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训练队坦克专业技术班学习。据当时的坦克班学员、后来我军首支坦克部队——东北坦克大队副队长刘大祥回忆，这个学习班总共有五十多人，许光达任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对外称苏联东方大学坦克特种兵学习分部。八路军内部长期将装甲兵称之为“特种兵”即由此而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留苏的坦克班学员纷纷回国。延安有了坦克兵却没有坦克，第一批坦克兵尚无用武之地，有的进入延安抗大任教员，有的编入延安摩托学校和后来成立的延安炮校，延续着“特种兵”的培养。
直到抗战胜利后，我军通过各种途径搞到了坦克，早已培育好的装甲兵种子终于生根发芽。第一批装甲部队的核心力量，大多出自留苏的坦克班学员。
后来成为东北坦克大队副大队长的高克却是“半路出家”，那时还不懂坦克。若非这样，他就不用依靠日本俘虏才能把坦克开动，也不会发现董来扶会日语就如获至宝。
事后证明，高克的确“捡了个宝”，董来扶成了首个装甲兵战斗英雄。不过，当时更让高克兴奋的，是他捡到的另一个“宝贝”。
董来扶回忆，驻地村子旁的麦场上有几个草垛。高克扒开其中一个，一辆坦克棱角分明的外壳露了出来。高克用力在上面砸了几拳：“看看，坦克，咱们的！”
“抢来的”坦克
草垛里藏着的坦克是高克捡来的，更确切地说是“抢来的”。
高克是1945年9月跟随延安炮校东北干部工作大队开进东北的。同一时期，十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最先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已经发回了消息：“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这个消息在出关部队中被流传成了“东北遍地是物资，枪炮要多少有多少”，因而各部出发时，都做着到当地接收武器装备的打算。部队一律轻装疾行，稍重一些的武器都留给了地方部队。从陕北开来的359旅更是轻装轻到了家，在行进途中还大大方方地散着“家财”，把步枪都留给了途经的冀中军区。到东北之前，359旅甚至轻装到每个班只留一支枪。
延安炮校出发时倒是没有轻装，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轻”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里还没有一门像样的大炮，迫击炮就算重武器了。不过炮校有着更大的“野心”——建立起第一支炮兵部队。延安炮校校长朱瑞留学苏联多年，炮兵专业出身，是八路军中为数不多的专业兵种将领。他本已被任命为军委副总参谋长，却主动申请辞职降级，要“干炮兵，专一门”，带着炮校1000多人一头扎向东北。
同样是留苏归来的坦克兵们，这时多数也编入了炮校。他们的想法和朱瑞一样：到了东北就有坦克大炮了。
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
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在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武装的态度上几经反复。
从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上讲，苏军与共产党武装应该更亲近。最先出关的冀热辽军分区部队确实得到了关照。虽然曾因为身份不明、沟通不畅，双方曾有过短暂而紧张的对峙，但确认身份之后，苏联红军倒真是做出了“老大哥”的样子，冀热辽军分区部队进驻沈阳，迅速扩军，苏军还支持了一批缴获自日军的武器弹药。
但是很快，苏军的态度因为苏联的国家利益发生了转变。根据《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要将日本投降后的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陆续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不能再以八路军新四军的面目出现，只能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而且要撤出沈阳等东北城市。
至于原本说好支援的武器装备，苏军则彻底变了卦。
当年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的伍修权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过记述：“苏军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明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放10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移交给我军。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迅速将情况报告了中央……谁知那时苏联害怕美国指责他们支持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怕担引起美苏关系恶化的罪名，两周以后又临时变卦，通知我们说那批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给我们了，由于他们害怕美国，出尔反尔，弄得我们很被动。新枪没有到手，原来的枪又留下了，部队上下都埋怨。”
埋怨不会有什么结果，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向来不缺自力更生的方法。
炮校校长朱瑞直接找到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再三交涉。苏军被缠得没办法，用几十门破旧的小口径日军火炮打发过去。朱瑞也看出从苏军那里得到大炮没什么指望，他转回头给延安炮校指战员下令：“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园”。通俗的说法，就是发动大家去“捡洋落”。
苏军接受了驻中国东北日军的投降，控制了他们的武器装备，但还有大量的日军武器被丢弃在战场和溃退的途中。这些武器苏军根本顾不上，取用自便。这时自然成了中国共产党部队最主要的“武器库”。
高克到东北后编入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保安大队，他接受的任务是搜集坦克。
二战之中，日军确实在中国东北部署了大量坦克。但是这些坦克，要么被苏军摧毁，要么被缴获，进了苏军军火库，哪里还能找到呢？
高克盯上了沈阳城里的原日军坦克修理厂。几番打探，那里还真有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在维修，其中两辆坦克还能开动。
不过，如何把这两辆坦克弄出来却是难题。首先，高克不会开坦克，部队中为数不多的几位坦克兵，此时也都撒出去找坦克了，足迹遍布东三省。不过修理厂里有日本技术人员，他们会开也会修，连人带坦克一块“收集”起来更好。
第二个难题是，这个坦克修理厂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控制着。当时的沈阳城里，国民党政府的非军事接收人员也已经到达。苏军、东北人民自治军、国民党接收人员、日伪旧政府几方力量共存。把守着坦克修理厂的是一群中国人，身份不明，但肯定不是自己人。要想把坦克开走恐怕要用上些手段。
高克也的确做好了用强的准备。他带了几个得力的同志一同前往，自己腰里插支驳壳枪，兜里还装了支小手枪，全都装满了子弹。
一进坦克修理厂大门，高克就摆出气势汹汹的样子，咋咋呼呼地招呼日本技术人员。
几个把守修理厂的武装人员不明就里，犹犹豫豫地围了过来。高克一见，把两支枪都掏了出来，跳上坦克：“加油加水，赶快给我开走！”
有人询问高克的身份，他用枪指指自己的红袖标，高声说：“司令部的。”那个红袖标和苏军宪兵的袖标很像，“司令部”三个字名头很大，其实说了和没说一样，谁也不知道高克是哪个司令部的。
那几个武装人员当时被唬住了，不敢造次。
日本技术人员倒是很听话，让发动就发动，让往哪里开就往哪里开。高克和几个同志分乘着两辆坦克，带着六个日本驾驶员和修理工，轰隆隆地把坦克开出了修理厂。
待坦克开出几百米了，看守修理厂的武装人员似乎醒过味来，对着坦克开了枪。子弹打在装甲上，叮当作响，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一辆坦克建大队
高克把这两辆坦克带到了铁西机场，在那里不但“捡”到了董来扶，还捡到了两辆装甲车、两辆牵引车和一辆汽车，着实发了一大笔“洋财”。
11月，进驻沈阳的部队陆续撤出，高克带着这样一支装甲队伍出城时，已经是有模有样的一个战车队。只是这些车辆都是从修理厂搞到的，经过紧张抢修虽能勉强开动，却时常有车辆抛锚，走走停停，边修边走。
队伍行至沈阳郊区的小桥子屯，实在走不动了，只能就地宿营。
除了车辆的故障，这支队伍还有另一个隐藏的危机——俘虏的日本技术人员比随行押运的战士还多。而战士中，只有两个是关内来的老兵。一行人和坦克困滞在小桥子屯，高克的心里实在没有底。他一边安排日本技术人员加紧抢修，一边去周边寻找部队，联络延安炮校。
朱瑞带领的延安炮校已经先期撤离沈阳，暂驻沈阳东陵附近的马家湾子村，离小桥子屯只有几十公里。可是转移途中通讯不畅，高克找不到炮校，朱瑞也不知道高克已经有了重大收获。
高克联络炮校未果，而日本俘虏们并不都像表面上那么老实听话，隐藏的危机还是爆发了出来。
一天夜里，睡得正香的董来扶忽然屁股上挨了一脚，睁眼一看，高克正快速地穿着衣服：“小董，快起来，有情况！”
一个日本俘虏的头目正和守卫坦克的战士叫嚷着。夜半三更，他跑到一辆坦克那里，说是奉命要把坦克开走。警卫战士自然不会答应。
高克没下过这样的命令，心知有异，当即和董来扶一起把这个日本俘虏头目带回屋子审讯。
刚一进屋，董来扶走上前准备搜身，这个日本人忽然像蛮牛一样撞了过来，冲出屋去。
“那家伙身量不高，可是特别壮实。坦克车两百来斤的大电瓶，我们要两个人抬，他一个人就能扛起来。”董来扶回忆。他和高克都被撞倒在地，起身拔枪再追，那个日本人已经在夜色中踪迹不见。
此时，日本俘虏住的屋子里，也只剩下叫菜田和永田的两个。据他们交代，一出沈阳，那个日本头目就谋划着逃跑，他煽动大部分日本俘虏，制定了暴动计划，准备夺取一辆坦克开回沈阳，其余的全部毁掉，以防追击。
一听这话，高克急了。他命令菜田和永田两人逐一检查车辆。果然，除了日本俘虏计划夺取的这辆坦克，其余车辆都已被悉数破坏，很可能是在维修时动的手脚。这些精通机械的日本俘虏做得非常专业，被破坏的车辆已经彻底报废。
七辆车转眼就剩了一辆，高克心疼得捶胸顿足。值得庆幸的是，仅剩的这辆是坦克，人民军队从来没有过的坦克。
这辆坦克在日本军队中被命名为“97式”，1937年设计定型。按照日本天皇纪年是2597年，因而得名。97式及其改进型号总共生产了近3000辆，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卢沟桥事变中开始投入战场，此后横行中国和东南亚八年之久，是日本装备最多的主力坦克。
当然，97式的横行无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侵略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坦克和反坦克武器。对比起同时期的西方坦克，97式就要相形见绌得多，甚至可以说“不入流”。
97式全重15吨（后期改进型增至18吨），装备一门57毫米短身炮，装甲厚度平均为25毫米。日本将其列为中型坦克，其实只相当于别国的轻型坦克。苏军的T34和美军的谢尔曼是二战中最著名的中型坦克，重量都超过了30吨。1945年，苏军出兵中国东北，97式面对滚滚而来的苏军坦克，不堪一击。
但是在一辆坦克都没有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眼中，“不入流”的97式就成了梦寐以求的宝贝。
延安炮校终于从其他部队那里获知了高克带着坦克受困小桥子屯的消息，马上派曾经留苏学过坦克的刘大祥带队赶来接应。
一行人把坦克开到了马家湾子。高克还在为损失的坦克和装甲车耿耿于怀，但第一辆坦克的到来已经足以让迎接的人群欢声雷动。朱瑞兴高采烈地拍着高克的肩膀说：“这下咱们也有坦克啦！你带回的不是一辆坦克，是一支坦克部队。”
12月1日，朱瑞宣布了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部的命令，正式成立东北坦克大队，人民解放军最早的坦克部队自此诞生。
京剧《沙家浜》里著名唱段：“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新中国的装甲兵部队“开张”时，只有三十几个人“一条枪”。
曾经留苏学习坦克技术、原延安抗大特种研究室主任孙三任大队长，延安炮校两个直属队的人员并入东北坦克大队，总共三十多人。高克搞来的那辆97式坦克，就是全大队唯一的那条“枪”。
东北坦克大队成立后，依照党中央“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部署，跟随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力向北转移。在吉林通化，副大队长霍舒亭带着4辆坦克与坦克大队会合了。
这4辆坦克是被日军遗弃在四平郊外的，当时陷在一条小河沟的淤泥中无法开动。霍舒亭找到它们时，坦克已经和淤泥冻在了一起，有辆坦克甚至只剩炮塔露在外面。
霍舒亭领着战士们用镐头刨、烧火烤，愣是把坦克挖了出来。这些坦克上的机枪和很多能卸下的小零件都被拆没了，但是主体部件完好无损，简单维修后加油、加水、通电，居然都能发动。
离这些坦克不远有一座日军坦克装备仓库，主要物资都已经被苏军运走，只剩一些没人要的散碎零件。霍舒亭也如获至宝地收入囊中，归拢起来居然塞了六个火车皮。
东北坦克大队一路北行，从沈阳到通化，再到牡丹江，最后在黑龙江东安县（今密山县）建起了驻地。一路上，不时有早先撒出去搜集坦克的队员归队，燕还巢一样地带来搜罗到的坦克或者零件。到1947年10月，东北坦克大队扩编为东北民主联军战车团时，全团已经壮大到560人，有20多辆坦克，40辆装甲车、牵引车，成长为一支成建制的装甲兵部队。
“老头坦克”
东安地处中苏边境，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时候，为了防御苏联，在东安修建了一座大型军事基地。东北坦克大队就把这里选作驻地。
坦克大队扩编为战车团的时候，朱瑞来做动员报告。这位延安炮校的校长，此时是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他带着1000余名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两手空空地来到东北，两年时间，一支手握700余门火炮、15万余发炮弹的强大炮兵部队横空出世。朱瑞因此被称为“中国炮兵之父”。
东北坦克大队也在朱瑞的直接领导之下，仅仅扩编为一个战车团远远不够他的胃口。他对新成立的战车团指战员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坦克团，将来还要有坦克师、坦克军。你们都是老母鸡，坦克部队要靠你们抱窝生蛋！”
东北坦克大队确实如朱瑞所要求的那样，在东安开始“抱窝生蛋”，培养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坦克驾驶员和装甲兵干部。
董来扶终于得偿所愿，编入训练队学习坦克驾驶。
东北坦克大队的坦克只有两种，一种是97式中型坦克。后来收集到了几辆100式，其实是97式的后期改进型号。战士们不喜欢叫它们的日本名字，就按照100式的重量，统一称之为18吨坦克。
而高克搞到的第一辆97式，则有自己专属的名字——“老头坦克”。它是第一代97式的老型号，又是坦克大队的“老资格”，不过也的确是个车龄很长的“老头”了，机件老化严重，百病缠身。
另一种坦克是94式，日本将其定义为超轻型坦克。其实，把它归入坦克都很勉强。94式坦克全重只有3吨多，长仅3米，还没有现在的一辆普通轿车大。小得出奇的94式，在坦克大队中被称为“小豆坦克”。
“小豆坦克”的武器只是机枪，装甲厚度平均只有6毫米，火力和防御都极为薄弱，在战场上难担大任。即便是在坦克稀缺的东北坦克大队，“小豆坦克”的主要用途也只是初级驾驶训练。
“小豆坦克”真的被派上过战场，不过对手是东北的土匪。当时东北地区土匪武装众多，但是土匪手中一般只有轻武器，不可能像电影《智取威虎山》里那样，土匪连坦克、飞机、防空炮都装备——顺带说一句，电影中座山雕的那辆坦克就是97式。
派坦克参与剿匪，颇有些“杀鸡用牛刀”的感觉。战车团一是用这样相对轻松的战斗来演练战术，二是对培训队的学员们进行实战考核。
1946年11月，东北坦克大队派出四辆坦克参与靠山屯剿匪。董来扶驾着一辆“小豆坦克”随队出发。万没想到，火车刚把坦克运到站，董来扶的“小豆坦克”就掉了链子。
坦克刚刚发动，化油器就着起火来，驾驶舱内浓烟滚滚。车外的指导员揪着董来扶的衣领把他拽了出来。饶是如此，董来扶的头发还是被烧掉不少，手上、胳膊上燎出一片水泡。
坦克的火很快被扑灭，但董来扶和这辆“小豆坦克”都没捞上参战的机会。另外的三辆坦克，配合着剿匪部队，顺利轻松地结束了战斗。
返回的途中，董来扶很担心自己得不到毕业证。但是几辆坦克先后发生故障，让他得以展露维修保障的绝活。
东北坦克大队收集来的坦克，其实大多数都是百病缠身的“老头坦克”了。这些宝贝疙瘩的维修保养主要靠几个日本技术员俘虏，一般人“许看不许摸”。好在董来扶略懂日语，能够凑过去观摩、打下手。维修保养是坦克驾驶员的基本技能，董来扶早就偷师打下了底子。
一辆“小豆坦克”的发动机汽缸坏了一个，这在平时是个大修工程，行进途中根本无法进行。董来扶想了个办法，把坏汽缸拆了，一面研究一面修，虽然没完全修好，但还是让坦克“吭哧吭哧”地走起来了。两辆坦克的电瓶无法充电，一熄火就无法发动，董来扶用两个纸卷支撑起继电器，保证发动机能为电瓶充上电。
战后讲评，没参加战斗的董来扶倒得了个三等功，顺利毕业。
不过，从培训队毕业并不意味着就有坦克开了。东北坦克大队能开动的坦克只有十几辆，僧多粥少。
董来扶打起了那辆在车库中趴窝的“老头坦克”的主意。
一战功成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即将开始，真正的决战来临了。东北战车团奉命参战，这是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首次参加大规模城市攻坚战。
战车团把全部家底都拿了出来，14辆97式都分派了车组，连作战用处不大的“小豆坦克”也分配下去。只有一辆97式没人要，就是那辆“老头坦克”。
战车团本来没打算派“老头坦克”参战，它实在是太老，故障太过频繁，以至于技术员修得不胜其烦，干脆把“老头坦克”停在车库，供训练队观摩教学。
战车团人多车少，董来扶车组没有分到坦克。这个车组一共四人，车长牛生贵、驾驶员董来扶、炮手李群、机枪手武佩龙，正是97式的车组构成。四个人写请战书，要求开着“老头坦克”上战场。领导同意了，但只给一个星期的时间，先把“老头坦克”修好才行。
四个人到了车库，也犯了愁。“老头坦克”本来就因为故障而长期停驶，车上的不少零件又被拆走示范教学，四个电瓶缺了俩，轮子少了仨……都快支离破碎了。可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上。
四个人没日没夜干了七天，其他坦克都已经开上火车准备出发了，“老头坦克”还是发动不起来。
营长走过来，劝他们放弃。眼看与参战失之交臂，车组的四个人都急了，董来扶立下军令状：只要“老头坦克”上了火车，保证在下车前修好。
营长给了最后的宽限，派车把“老头坦克”拖上了火车。董来扶没有食言，火车开到最后一站彰武，“老头坦克”成功发动。
战车团在彰武下车，履带行进100余公里，在锦州东北的小河北村一带集结。他们即将要参加的，就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之战——锦州攻坚战。
这时，噩耗传来，几天前，在攻打锦州门户义县的战斗中，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朱瑞牺牲了。
是役，炮兵部队投入了刚缴获的美式重型榴弹炮，牛刀小试。朱瑞不等战斗结束，就亲临一线实地勘察这种重炮的攻坚效果，不幸踩到了地雷。朱瑞是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这位中国炮兵部队的奠基人和首支坦克部队的创建者，没能亲眼看到爆发在锦州的首次大规模炮战和坦克攻坚战。
“为朱司令报仇！”战车团的战前动员，因为朱瑞的牺牲更加热血沸腾。
1948年10月14日11时，总攻开始了。
坦克部队分两路配合步兵攻城。“老头坦克”和其他三辆坦克负责的一路是攻打锦州车站。
炮兵的轰击拉开战斗序幕。东北野战军一次集中了600门火炮，打出了这支军队前所未有的大阵仗。锦州外围防线被弹雨覆盖，硝烟滚滚。
咆哮的坦克卷起烟尘，冲锋开路。
一辆18吨的97式改进型打头阵，两辆“小豆坦克”紧随其后，编成三角攻击阵型。“老头坦克”被放在了最后。负责指挥的坦克连长还是对“老头坦克”不放心，怕它半路抛锚影响冲锋。
锦州车站铁路桥桥洞是预定的攻城入口，那里被敌人砌上墙，堵得严严实实。18吨坦克顶着密集的弹雨，直接冲着墙撞去，试图撞开一个缺口。可是那堵墙厚近一米，没能撞开。一阵火炮打过来，18吨坦克被炸瘫在地。
“老头坦克”这时却老当益壮，在董来扶的驾驶下全速冲击，一边躲避着炮火，一边轰击着敌人的工事，逐个清除。大队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在“老头坦克”的掩护下，工兵对铁路桥桥洞实施爆破，“老头坦克”一马当先，冲了进去。
巷战开始，“老头坦克”带着一辆“小豆坦克”，掩护着步兵猛打猛冲，很快夺取了锦州车站和锦州新城。
敌人最后龟缩在锦州老城之中，那里有城墙和护城河，攻坚战更加艰难惨烈。
战车团给“老头坦克”这一路增援了三辆坦克，“老头坦克”这一次担任指挥车，打头冲锋。
四辆坦克遭受了敌人最密集的火力攻击，炮弹、手榴弹追着坦克四处开花。一辆坦克被炸毁，两辆掉进了护城河的弹坑里，动弹不得。“老头坦克”也陷入一条沟里，车底被卡住，怎么也开不出来。
步兵还在勇猛地冲锋。没有了坦克的掩护，敌人密集的火力将他们成片扫倒，一片血泊。
连指导员陈明就在“老头坦克”里，此时已经打红了眼：“董来扶，你不把坦克开出来，我枪毙了你！”
“其实，指导员不说枪毙我，我也已经拼命了。”董来扶说。他打开坦克舱盖就蹿了出去，顾不上密集射来的子弹，钻到坦克底下，徒手排除了障碍。
“老头坦克”再一次发威，炮塔上的火炮和机枪不停地轰响着。董来扶驾着坦克跨沟越坎，闪转腾挪，又一次率先攻进城去。
“老头坦克”也是拼了命了。敌人把重火力都对着它招呼，子弹打得叮当作响，倒是不足惧，可它还是挨上了几发炮弹。装甲被炸裂了，陈明的手指被炸掉一个。坦克的发动机冷却系统被炸坏，机油箱也漏了，再开下去很可能发动机就要报废。
可是“老头坦克”神奇地坚持了下来，居然一直没有熄火。董来扶就一直开着它，足足在锦州老城里绕街过道打了一圈。最后打到国民党守军范汉杰司令部，几炮过去，那边挂起了白旗。范汉杰被活捉。
仅仅31个小时，锦州被攻克，辽沈战役开始“关门打狗”。
董来扶作战英勇，获大功一次。“老头坦克”的车身上，自此漆上了三个大字“功臣号”。
铁流驶过天安门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
这时的战车团，不但用新缴获的坦克弥补了战损，而且家底一下子壮大了一倍以上。入关的战车团配备了30辆坦克30辆装甲车，光是这些战车就满满当当装了一列专列，浩浩荡荡地抵达了山海关车站。随后，战车开始履带行军，直指天津。
董来扶仍旧驾驶着“功臣号”。说来也怪，这辆“老头坦克”似乎有种灵性，像那些久经沙场的个性战将一样，一上战场就精神百倍，平时却是一身的毛病。
向天津行进的途中，“老头坦克”一如既往地故障频发。幸好董来扶有过硬的维修保障技术，又早就摸透了“老头坦克”的脾气，有各种正规或不正规的方法伺候它。
比如这辆坦克的电瓶老化，低温启动一直非常困难。每次停车前，董来扶就找个大坡把它停上去再熄火。再次启动时，顺着坡溜下去，借势启动发动机。
“老头坦克”边修边走，时常掉队，又是最后一个才到达的集结地。
打天津，战车团已经是兵强马壮。《东北装甲兵战史》这样评价天津之战：“天津攻坚战，是解放战争期间使用坦克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坦克兵与步兵、炮兵和工兵协同作战组织最好的一次。坦克兵的参战，明显地增强了整体的突击威力，把解放军传统的攻坚战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攻城部队从三个方向围攻天津，最后会师金汤桥。战车团也兵分三路，担任攻击箭头。董来扶驾驶的“老头坦克”再次发威，又是第一辆攻到金汤桥的坦克。董来扶和“功臣号”再获大功一次。
金汤桥，取“固若金汤”之意。在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面前，没有什么不能攻克的堡垒。仅用29个小时，天津解放。
半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战车团调集坦克、装甲车，声势威武地参加了入城仪式。
1949年6月，东北战车团已经扩编为坦克一师，首任师长是当年第一个率部出关的曾克林。
迅速壮大的坦克部队摩拳擦掌，准备着继续南下，解放全中国。这时，新的命令下达，坦克一师就地展开训练，准备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
参加阅兵式的装甲部队包括原东北战车团和华北战车团，总共99辆坦克，50辆装甲车。“功臣号”以其第一辆坦克的历史和卓越战功，成为了装甲部队方阵的头车。
坦克阅兵式，最受考验的就是驾驶员。尽管已经是中国装甲部队最优秀的驾驶员之一，董来扶还是很紧张，“比打仗还紧张。”
从一开始学习坦克驾驶，这些新中国坦克兵的技术都是从实战出发，习惯了横冲直闯，所向披靡。让他们开着坦克规规矩矩“走正步”，无异于让张飞绣花。
坦克“绣花”练了两个多月，多数时候是人摆队形，模拟坦克队列训练。真开坦克的时间，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董来扶回忆：“那时候不敢多开，一是怕费油料，二是怕坦克开多了出故障。”
开国大典总指挥聂荣臻视察坦克方队训练时，多的没说，就一个要求：不能有一辆坦克在天安门前停下。这个要求现在看来简单，当时却是一个现实的难题。
长期担任东北野战军政委的聂荣臻，自然很了解从东北坦克大队发展出来的坦克部队。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坦克，都是从日军和国民党部队缴获而来，多数都已车龄老旧。它们一路战火驶入北平，凯歌高奏，也满身伤痕。
平时训练不敢多开，正式阅兵前又把坦克的所有零部件彻底检修保养，董来扶还是放不下心来。9月30日晚上，他在脑海里一遍一遍地念叨：“‘老头’可别出问题啊！”一夜未眠。
实际上，在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聂荣臻的担忧差点变成现实。坦克队列走到西侧西华门牌楼时，真的有一辆坦克熄了火。后面的坦克驾驶员不等命令，驾车贴上去，把那辆坦克又推着了。这才化险为夷，没有影响后面的队列前进。因为当时坦克队列已经走过了天安门，熄火坦克的处置又非常迅速，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小花絮。
10月1日下午3点，北京30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当扩音器里传来聂荣臻总指挥的命令：“分列式开始。”董来扶一踩油门，“功臣号”率领100多辆坦克，隆隆前进。马达的轰鸣声和着雄壮的军乐声响彻天安门广场，给新生的共和国带来了铁甲千里、雄壮四方的声势。
现场的广播这样介绍这支横空出世的英雄装甲部队：“我们的炮兵、装甲车、坦克，这是夺自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装备的蒋匪军的，今天掌握在人民手里，他们将是人民祖国的国防力量。”（记者 董少东）
 |
| 相关专题 |
| · 地方要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