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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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告诫全党，对张（国焘）不能“求善太急”

距离陕北越近，张国焘心情越是忐忑。

1936年10月10日，他致电中央，提出尽早与毛泽东见面，询问会面地点。

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驻在保安，路途较远，彭德怀带领的红一方面军前敌指挥部驻打拉池，距会宁仅两日路程。中央决定先派彭德怀代表红一方面军主动去会宁会晤张国焘、朱德，然后再派周恩来代表中央从保安前往迎接。

对于处境困窘的张国焘，毛泽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度、宽容和耐心。他几次致电脾气火爆的彭德怀：“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的任务，对国焘与其他同志不可求善太急。我们的政策应表示他们的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对派出去迎接张国焘的干部，交待细到了称谓上：

三军会师时，中央在保安，毛主席派周恩来去把朱总司令和张国焘接来，要我也去。临走时，我去向毛主席请示，还有什么事要交待。主席嘱咐我说：你见到张国焘，切记要叫他总政委，不要国焘、国焘地随便叫。他知道我和张国焘在上海一起工作过，比较熟。可见毛主席当时对处理张国焘的问题很谨慎，因为当时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对张国焘的面目还没有认识清楚。

如何处理同张国焘的关系，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0月14日和16日召开两次会议，确定了三条原则：

一是通过张国焘整理红四方面军。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红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

二是派林育英前去完成政治上统一的任务。由于林育英此前在党内纠纷中以共产国际代言人的身份担任“调人”的角色，张国焘要求在与中央会面之前先与林育英晤谈。中央常委会决定派林育英前去四方面军，完成政治方面的统一，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毛泽东叮嘱林育英：“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原则上是不说的。”

三是重申张国焘总政委的职权，由总司令、总政委指挥全军。中央在10月11日发出指示：“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新的伟大战斗即将开始，为统一指挥起见，拟请朱、张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这实际上是赋予了张国焘前敌总指挥的实际领导权限。

在获知中央善意后，张国焘情绪得到最大程度的平复。此后三站，他分别见到中央前来迎接的重要将领和高级干部，又开始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担忧。

张国焘北上的第一站是打拉池，遇到了老部下、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在打拉池，张国焘呆了两个星期，多次与徐海东交谈。在交谈中，他得知毛泽东在陕北有了一个新称呼“大救星”，原因是他刚到陕北，就下令“刀下留人”，把被政治保卫局拘禁、准备处决的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高岗等人都救了下来。

徐海东仍然称呼张国焘为“张主席”，态度一如过去那样谦逊，但他分手前的劝告很有意味：“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

接下来的一站是同心城。这时，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前敌指挥部移驻到了同心城，通过电话与张国焘取得联系，表示准备去会宁接他。张国焘很大度地表示，还是自己和朱总司令亲自来。

两人一见面就擦出火花。彭德怀寒暄后，在队伍中找不到徐向前和陈昌浩的身影，问道：“向前和昌浩同志呢？”

张国焘说：“他们可能要晚两天到。”

过了两天，彭德怀还是没有收到徐、陈跟进的消息，径直跑到张国焘的处所，质问到：“陈、徐两人怎么还未见到？”

张国焘皱着眉头说：“他们正在准备渡河事宜，不过来了。”

彭德怀觉得张国焘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怀疑他搞鬼，很生气。

在交谈中，彭德怀介绍了中央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策略的转变，通报红军正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张国焘一向不喜欢热衷政治的军人，对彭德怀印象不好：“这是我与彭德怀第一次共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富有作战经验也有政治欲望的一位军人，他处理军事问题显得精明机警，性格倔强自信，他爱谈政治，对于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极大的期待。”

第三站是河连湾，周恩来在此恭候。周恩来通过与张国焘会晤、与四方面军干部座谈、到基层连队慰问指战员等形式，介绍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中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会面前，张国焘还停留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作战和土地革命为核心的阶级斗争的思维上，对于日本侵略军全面压迫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华北抗日学生运动高涨、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贯彻和中共中央关于在西北进行统战工作的情况，毫无所知或者知之不多。在交谈中，多数时间陷入沉默，主要是周恩来侃侃而谈，而他扮演着倾听者和提问者的角色。他突然觉得世道变了，他已经落伍了。

尽管有落伍之感，但张国焘仍然底气充足。

三军会师后，从实力上讲，仍然是四方面军一支独大。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对各部人员进行统计，结果是，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在全国8万红军中，红四方面军约占50%，是红一、红二方面军的总和。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张国焘之所以一再隐忍，告诫全党不能求善太急，既是出于更好地团结同志的良好愿望，也是出于尊重当时的军事力量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