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确立巩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四次政治局会议【2】

三、陈福村会议

1935年3月4日，前敌司令部成立，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尽管周恩来仍是规定的最后决策者，但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3 月10 日，在狗坝（今苟坝） 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会上多数同志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当晚，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11 日，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毛泽东又一次说服与会者放弃攻打计划。中革军委即向红一、三军团发出关于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3月15日鲁班场战役打响，红军强行攻击与自己实力基本相等的守敌，激战一天后失利，不得不再次调头西撤。第三次渡过赤水后，中共中央进驻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此时红军两次试图建立根据地未成，桐遵战役与鲁班场战役严重失利，敌军又正在合围，下一步何去何从将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就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陈福村会议。

在这之前，毛泽东曾找到张闻天，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提议成立新“三人团” （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来全权指挥军事，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这个新的三人团在陈福村会议上得到了确立，从而也使毛泽东重新成为军事总指挥之一。

四、毛儿盖会议

陈福村会议后，中央在新三人团的指导下重新选择了作战计划，取得了“四渡赤水”战斗的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甩掉了数十万敌军的重围，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召开过好几次政治局会议，包括5 月12 日的会理会议、6 月26 日的两河口会议、7 月21 日至22 日的芦花会议和8 月3 日至6 日的沙窝会议。沙窝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根据地是当前的历史任务。同时，这次会议也公开暴露了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在这半年里，张国焘想夺取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野心日渐暴露，在杂谷脑会议上，他激烈地否定中央的政策路线，受到四方面军将领的拥护。会议尚在进行，他就给中央发电报称“我四方面军官兵强烈要求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同时又以川陕省苏维埃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建议由陈昌浩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以个人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电，建议“张国焘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中央军委独断决行之权，否则无法顺利灭敌”。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于7 月18日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张国焘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面对张国焘，周恩来作出了让步，但毛泽东却丝毫没有退却，因为这关系到军事指挥权的问题，毛泽东已经严重地感觉到张国焘带来的威胁。

1935 年8 月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松潘县附近的毛儿盖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周恩来病重缺席，军事经验丰富的毛泽东成为“三人团”里的实际决策者，而三人团是当时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和最高权力机构。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杨尚昆、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徐向前列席会议。毛泽东就红军过草地后的行动方向作报告，他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等先后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同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认为张国焘向西的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极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惧怕敌人，夸大敌人的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尽管党的最高负责人仍是张闻天，但军事指挥权已完全由毛泽东所掌握，他也就在实质上掌握着党的命运。张闻天曾在1943 年的《反省笔记》里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

经过了193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扎西会议、陈福村会议和毛儿盖会议，毛泽东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正确战略和方针领导下，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