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蔚
四条措施加强边区卫生建设
1941年4月，姜齐贤奉命来到晋察冀军区，在这里兼任军区卫生部长。晋察冀军区机关驻平山县塞北村，卫生部驻阜平县康儿沟。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艰难的阶段，敌后根据地缩小，战争频繁，伤病员众多，军民生活极其困苦；而八路军又实行精兵简政，医卫人员缺少，医疗设备简陋，伤病员治愈率很低，整个卫生工作也缺乏活力。面对这种情况，姜齐贤在充分发挥原有卫生机构及人员作用的同时，采取了以下果断措施：
首先，设立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创办《卫生建设》刊物。姜齐贤在调查中发现，这里原来的医疗卫生工作困难很多，但也有不少有利条件未能发挥。较为突出的是，卫生部门对全区医药技术队伍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与技术指导。因此，他向军区领导提议，成立一个“医药指导机构”，并创办一个业务刊物，藉以把全区医务卫生人员组织起来，学习医药技术，交流卫生工作经验。军区采纳了他的建议，于1942年7月10日正式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任姜齐贤等 14 人为委员。同年 8 月，《卫生建设》发行，由姜齐贤兼主编，每年1卷，每卷4一5期（到1949 年共出29期）。广大医药卫生人员视此刊为良师益友。
其次，教育医药卫生人员正确处理医疗、政治、行政工作三者的关系，树立专心致志为伤病员服务的思想。由于当时部队的物资条件很差，生活极端艰苦，医务工作困难多，部分医药干部思想不稳定，要求改行，在上述三者的关系上处理不当，有碍于医疗任务的完成。根据这些情况，经姜齐贤建议，晋察冀军区于1942年12月20日在塞北村召开了全区卫生工作扩大会议，各军分区的卫生部长、医务主任以上干部参加。会议首先听取姜齐贤代表医药指委会作《四个工作，两个作风》的工作报告。姜齐贤针对部分医务干部轻视本职工作及对伤病员服务不热心等情况，旗帜鲜明地指出：“技术工作同军事、政治工作一样，都是革命工作，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伤病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救死扶伤是我们应有的医德。我们要以白求恩、柯棣华大夫为榜样，忠于职守，做一个真正革命的医务工作者。”他还针对医院工作的不良倾向，明确指出：医院必须以“一切为了休养员”的最高工作准则。要坚持以“医疗为主体”，保证医务人员有六分之五以上的时间从事医务活动和技术学习。姜齐贤还要求医院的政工、行政干部尊重技术，增强责任心，做好伤病员的“精神治疗”和各项管理工作，以发挥政治与行政工作的保证作用。姜齐贤的这种意见，得到司令员聂荣臻的充分肯定。
第三，调训在职卫生工作人员，加速卫生技术干部队伍的建设。姜齐贤认为，为了将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做好抗日反攻阶段的人才准备，卫生部门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提高现有卫生行政领导干部的业务技术水平；二是进一步加强对新生力量———青年医务干部的培养。当时，晋察冀军区范围内卫生行政领导干部，多数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普遍缺乏较高的医务技术知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姜齐贤于 1943 年趁八路军再次精简整编的机会，把部分优秀的卫生处长、队长，抽调出来，送到白求恩卫生学校进行专业培训。后来，这批干部便成为部队师、旅和纵队的得力卫生勤务组织的领导者。同时，姜齐贤还连续举办了两期培训班，为部队培养了240名青年医务干部。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晋察冀军区紧急扩编，增设了4所大医院和24所分院，病床达2 . 4万张，其医疗骨干基本都是姜齐贤选送到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员和在这两期培训班培训出来的。
第四，组织卫生部支援地方卫生建设。1943 年，抗日根据地扩大，军民生活有了改善，军区卫生工作有了加强，发病率显著下降，部队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然而，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地方的医药卫生组织设立不多，边区群众的疫病流行仍较严重。特别是贫困山区，仍然严重缺医少药。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大反攻和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迫切需要战胜病害，确保边区军民健康。姜齐贤坚持深入农村，指导和帮助地方建立卫生机构；并招收民间医生，组织医生抗敌救国会，挑选贤能干部担任边区各级政府的卫生工作领导；他还从部队调剂药品及医疗器械，解决地方的急需。
在日军对边区发动大扫荡前后，姜齐贤在全军区组织了20个防疫队（组），由医生和干部组成，分赴各地开展防疫工作和治病，经医治的有6万余人次，治愈率达71 . 6 % ，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病疫的蔓延。
“高一级领导岗位与低一级领导岗位，都是党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初期，姜齐贤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后勤学校任副校长兼教育长。
1954年，姜齐贤得知归属总后管理的兽医局，由于当时兽医工作地位低、困难多、人员不安心，工作难以开展，需要派人去加强领导，他便自告奋勇地向党中央递交了申请书，请求调到兽医局去工作。中央认为，姜齐贤有较强的组织才能，有较高的医疗技术，是最理想的人选。但是兽医局是属后勤部管的二级机构，姜齐贤由高一级的领导岗位调到低一级的单位去任职，他真能接受吗？
一天，聂荣臻将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个考虑，直接转达给了姜齐贤，姜齐贤当即表示：“高一级领导岗位与低一级领导岗位，都是党的工作。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要党组织相信我、需要我，我是没有顾虑的。”
中共中央批准了姜齐贤的请求，于1954年9月任命他为兽医局局长兼政委。姜齐贤接到任命通知后，高兴地从丰台来到了兽医局。出来迎接他的同志，当知道他是饱经风霜、参加红军的正军级领导干部后，无不感到惊讶和疑惑：他是不是“犯了错误”、“降级使用”?
姜齐贤上任后，进一步了解到不少干部认为兽医工作在部队没有地位，不安心本职工作；一些知识分子则因家庭成份或社会关系不好，或者个人历史上有某些污点，思想包袱沉重，工作不大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和开创部队兽医工作的新局面，姜齐贤首先抓建立和健全部队各级兽医工作组织机构，加强各级组织领导班子建设。经他建议，各军区组建了兽医处，挑选思想过硬、作风泼辣、工作热情的优秀兽医干部和技术人员组成领导班子，配备上校处长。师也建立了相应机构。从组织上保证了部队兽医工作的开展，也有助于纠正那种认为兽医工作没有地位、没有前途的错误观点。
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员，并大胆提拔使用他们。姜齐贤与上述那些背有思想包袱的知识分子一个个促膝谈心，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启发他们认识到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和信任，从而帮助他们解除了思想包袱。姜齐贤在组建各级兽医工作领导班子时，大胆起用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如贾大融，1948年从大学出来投身革命，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姜齐贤破格提拔他担任处长。王俊，大学毕业出来不久，姜齐贤发现他政治上进取心强、工作踏实肯干、写作能力也强，也起用他担任处级干部。
姜齐贤还认为要开创部队兽医工作的新局面，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在1955年，姜齐贤率领一个代表团赴苏联和波兰访问，考察兽医工作，并邀请苏联兽医专家来中国指导。回国后，他主持召开了全军兽医工作会议。会上，他报告了出国考察的情况，介绍了苏联与波兰的兽医工作经验，号召全军兽医工作者，根据我国的实际，学习外国的经验，藉以提高全军的兽医工作水平。他要求正确对待苏联专家及其兽医工作经验，既要虚心学习，又要不盲从，不要照搬照抄外国经验，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兽医工作新路来。后来姜齐贤在处理与苏联专家关系中，坚持了既尊重他们的意见，又不受他们意见束缚的方针，因而少走了一些弯路。
担任农垦部副部长屯垦戍边
1956年5月，国家农垦部成立，并将军马部、兽医学校划归农垦部管辖。王震出任部长，姜齐贤任副部长。他具体分管高级兽医学校和畜牧工作。
1957年5月，为准备开发大草原，建立国营牧场，他率领工作组和畜牧专家，冒着寒风，到了内蒙呼伦贝尔盟三河镇考察，开展调查研究。经过20多天的实地考察，姜齐贤取得了开发草原的第一手资料。接着，姜齐贤又率工作组与专家奔赴新疆、甘肃、青海等地牧区考察，了解牧区情况和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2月2日召开了全国四大牧区的干部座谈会。他根据考察情况和座谈意见，组织制订了发展牧区国营牧场的近期目标和远景规划，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在巩固提高现有国营牧场的基础上，内蒙在呼盟铁路沿线新建20个牧场，成为三河马、三河牛的重点繁殖基地；甘肃、青海各新建5个牧场，主要发展羊和耕畜；新疆随同地方国营农场的建立，重点繁殖优质细羊毛。他主张新建牧场必须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场”和“农牧结合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遵循由小而大、逐步发展畜群，坚持“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方针；采取集中饲养、分群管理方法，养猪一次产仔育肥法、笼养鸡禽法，放牧与圈饲结合法，同时加强畜牧防疫工作。
1958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和党中央先后发出号召，动员干部和转业复员军人及城镇居民参加生产建设，全军几十万转业官兵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参加农垦建设。姜齐贤负责接收安置到农垦战线来的转业官兵有 6 个预备师，还有各总部、各大军区和机关的一些干部，共达10多万人。安置工作涉及千家万户，牵动10余万人的心，在姜齐贤的精心组织、妥善安排下，整个安置工作按照中央的意图，基本做到了军委、农场、本人三满意。
1959年，姜齐贤担任农垦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除主持农垦部的日常工作外，还分管计划、财务、移民安置等方面的工作。1960年，姜齐贤在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机械化设备的利用率；要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重申按“五边”包干建场方针。在这些正确思想和方针指导下，建立了密山、合江、呼盟、盘锦、云南等8大垦区。
1961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王震身体有病，由姜齐贤代理农垦部党组书记。他率领工作组深入各垦区检查指导工作。在苏北四师农场检查时，他看到职工住在草棚里，生活很困苦，便把省委书记请来，为职工盖了新住房。这年春节他没有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而是率领工作组在湖北东西湖农场给职工拜年，勉励农场职工发扬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出：牧场要开荒种地，生产粮食、蔬菜、饲料；农场要养猪、养羊、养鸡，实行生产自救到生产自给。他要求各级干部都要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心协力战胜困难，度过难关。根据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姜齐贤还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分开进行建设，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他对不合格的垦区实行紧缩或补垦。经过调整后，解决了农垦战线过长及面铺得过宽的问题，使国营农场建设稳步前进。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姜齐贤受到了冲击。他和以往一样，坚持工作，坚持学习。一次，红卫兵冲进农垦部机要室，眼看党和国家的机密将要受到损失，姜齐贤忠于职守，挺身而出，将机要室的门挡住，耐心地向红卫兵们宣传解释，终于保住了机要文件。周恩来得知此事后，表扬姜齐贤“做得对”。
1970 年，姜齐贤被下放到江西农垦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干校，他的年龄算最大，但他服从安排，种地、喂猪、养牛等活样样都干。后来，他病了，还连续3次向党中央写报告，要求工作。其中一次是向周恩来写的，周总理很关心他，要中央组织部派两名干部去看望，要他保养身体，等待分配工作。可是，由于“四人帮”的迫害，一直未予安排，连他请求回到部里总结整理卫生勤务工作和农垦工作经验的愿望也未得允许。他悲愤地对身边同志说：“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一个老革命干部，要求恢复工作又错在哪里？我现在通过劳动锻炼，身体还可以，还能为党做些事情，为什么不给我工作，不让我为人民服务呢？”
由于身体长期遭受摧残折磨，姜齐贤终于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医生诊断他患的是肺癌，病情已趋严重，中央卫生部与北京市党政领导研究决定：让他转到 301 医院去治疗，他坚持不转院。1976年6月3日，姜齐贤不幸在北京友谊医院逝世，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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