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兴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
延安时期的陈云,关心、爱护干部,同时也用党的纪律严格要求干部。他亲自处理刘力功违纪一事,就是一例。
刘力功是个知识分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毕业后又进入延安党校训练班学习。毕业时党组织决定让他到基层去锻炼，这是抗大和党校毕业分配的原则。但刘力功却坚持要进马列学院学习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陈云和党组织7次找他谈话，帮助他认识基层工作的重要性和组织分配的原则，但他仍执迷不悟。最后一次谈话时，组织郑重地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去华北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并给他时间反省自己。
刘力功蔑视组织的再三教育，不仅不去华北基层，反而提出“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否则，拒绝执行党的决议”。对于如此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的共产党员，陈云心情十分沉重，决定开除刘力功党籍。透过刘力功的事件，他看到一些由国统区奔赴延安的青年，由于有专业技术，恃才自傲，看不起工农干部，把一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主义带到工作、生活、学习中，工作上讲条件，生活中求待遇，学习中图虚名，如不及时纠正，就会影响抗日斗争的士气，挫伤前方将士的积极性。
为此，陈云以刘力功事件为引线，在延安开展了一场“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大讨论，并撰文在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上进行引导。他说：“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
他专门抽出时间，参加机关、学校的大讨论，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的国家，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如果党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
这次讨论在延安的各机关干部学校中引起很大震动。一时延安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一个严守法纪、团结奋进的氛围悄然形成。
袁宝华还回忆起一件事：“我们调了一批干部，一谈话，大部分干部都胜任愉快地接受这个任务，也有少数几个同志很有顾虑，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在我们看起来他们很合适，但他们自己有很多顾虑。这个我们向陈云汇报了以后，他就亲自做了决定。就是在党最需要的时候，这些干部不服从党的调配，不够党员资格，所以就决定对这批干部处分。我们对这一批干部一讲，这一批干部都讲：‘我们打消了顾虑，一定会服从党的调配。’陈云说：‘不行了，你们在这次考验面前没有通过。’所以最后决定给这几个人都降成候补党员，降成预备党员。对这批人教育很深刻，同时对我们的教育也很深刻。陈云坚持原则，丝毫不放松，认真地按照党的原则，党的纪律来处理干部问题，这我印象非常深刻。”
“党内谁都不能横行霸道”
在苏联期间,王明通过他的老师米夫的关系,赢得了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信任。他的职务,已经升到了共产国际候补书记,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王明便总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当然领导人自居。不但如此,他还总是觉得,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都不懂得马列主义,只有他自己才懂得,他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是一贯正确的人。
王明到延安之后,很快就在中央的高层会议上提出了他那一套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毛泽东则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王明自恃在共产国际有领导职务,背后有斯大林的支持,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而且,他一心要把毛泽东搞下去,自己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然而,毛泽东提出的正确路线,得到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毛泽东身边团结了党内一大批高层干部。
这时,王明又想争取陈云。他总是寻找机会接近陈云,向陈云谈自己的观点,希望陈云支持他。但出乎王明意料的是,陈云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不同意他的主张。作为一名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共产党员,陈云对当时的全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处境有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与毛泽东又是相吻合的。他从内心里拥护毛泽东的路线。而且,他对王明过去所推行的“左”的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十分清楚,对王明那一套作风也十分反感。
1941年，陈云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党中央系统直辖各校学生的使用原则规定：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的全部学生由中央组织部分配于党的各方面工作；女子大学、青年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的学生暂时依各校现有的全部学生人数，无论是高级班还是低级班都留50%作妇运或青运等方面的干部，其余统由中组部随时调动使用于党的各方面工作。
王明兼任中国女子大学校长时，拒不执行中央的这一规定，要求把女大毕业生75％的分配权划归女大和中央妇委。陈云为此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不同意他的要求，劝他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指出：“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由中组部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这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我向你声明，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4个字。”
对于王明不遵守党的纪律的行为，中组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不再介绍新来的学生到女大学习。王明发现后，到中组部“兴师问罪”。陈云坚持原则，毫不让步，王明碰了钉子，灰溜溜地走了。事后，陈云气愤地说：“党内谁都不能横行霸道。”
“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陈云在他的一生中，带头坚持并积极倡导学习，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从不放松学习，尤其重视学习革命的理论。
陈云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陈独秀、瞿秋白都是有学问的人，李立三、王明念的书也不少，为什么这些人会犯错误呢？他冥思苦想，一直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为此，他曾3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不对头。毛泽东还说，为了不犯与少犯错误，应该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唯物辩证法。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陈云在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潜心学习哲学，以自学为主，一本一本地读原著，并请人辅导，进行讨论，共同提高。在陈云看来，学习是党员的责任，是建党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干部是党的建设的前提和出发点。他多次谈到，只有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提高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能力，使自己成为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所以，他要求“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
陈云还积极探索在职干部学理论的路子，组织了机关领导干部学习理论小组，采用启发的方式来引导大家，解决学习与工作、劳动的矛盾，保证学习时间，做到了几不误。这一成功的经验，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中央为此制定了《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要求全党高级干部都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学习。陈云说：“要将现有的主要教科书一本一本地读，既不懈怠，也不用着急，一步一步来。”还说：“要读就读懂，不要一知半解。这是达到融会贯通的必经步骤。”他特别强调说：“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生受用。”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
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宣传委员会和以刘少奇为书记的组织委员会，陈云任组织委员会委员。为统一中共中央对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陈云负责大后方工作。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经过将近20年革命实践的磨炼，年仅38岁的陈云已经成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家。
1943年，陈云因过度疲劳，经诊断患了心脏病。3月，中央书记处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他休养一段时间。陈云后来回忆说：“我约在1943年上半年因患心脏病，由中央派刘少奇来接替我中央组织部工作，我也就离开了中央组织部工作。”
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陈云坚持用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思想统领组织工作的全局，使我们党的力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至党的七大召开时，我们党的党员人数已由1937年的4万余人发展到121万，干部人数也由3万余人发展到了40万左右。陈云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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