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抗战团结的象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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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再度携手，共克时坚。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派政治力量相继汇集重庆。从抗战相持阶段至抗战胜利结束，重庆不仅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象征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

历史风云际会于此，而重庆，适逢其时，责无旁贷……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周恩来等6人组成南方局常委的电报（资料图）

南方局领导人在重庆合影。后排右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排右起：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资料图）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战火在中国南北大地同时燃起，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在此危局下，中国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主张，两党捐弃前嫌，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实现第二次合作，并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国共两党军队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配合作战，使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虽然国共合作抗战的实现，使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然而此次合作没有共同纲领，故潜藏着天生缺陷，由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的艰巨性。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国民政府被迫迁往重庆。虽然，此时日军侵占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地的主要中心城市以及沿途的铁路、水路主要交通线，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但是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图谋已归于失败。随着侵占地域的扩大和战线的拉长，以及防备苏联并顾及在太平洋与美英的战略争夺，日军已难以继续扩大战线，中国抗日战争由此从战略防御转入到战略相持阶段。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开始对其侵华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一是对国民党的战略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企图诱使其妥协投降；二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加大军事打击，对敌后根据地加紧围剿；三是积极在沦陷区扶植地方汉奸、伪政权，以图“以华治华”。在这种背景下，国内政治局势随之发生逆转，突出表现是国民党内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以及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日益显现出的反共倾向。

1938年秋，即武汉沦陷期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正确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科学分析抗战新特点的基础上，为克服因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共合作可能出现的分裂危险，会议就进一步发展全民族团结抗日的良好局面进行了认真研究。在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强调“在现时条件之下，解放中国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鲜明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政治意志。

实际上对中国抗日战争发展阶段，国共两党有大致相同的战略判断。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认为中国的抗战必是持久战，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才能取得完全胜利。对于这一相持阶段，蒋介石则称为“第二期抗战”。武汉沦陷当天，他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提出中国已进入第二期抗战，并认为此阶段的抗战，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游击重于正规，以达“转守为攻”的目的。但是，从国民党的本意来讲，则是力图于此阶段中在继续抗战的同时，腾出手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因为，随着全面抗战的展开，中国共产党不仅影响迅速扩大，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发展迅猛。对此，蒋介石已渐有“如芒刺在背”之忧，更加坚持他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方针，企图在合作抗战过程中从政治上、组织上溶化共产党。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随后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秘密反共文件，且明确在各级党部设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等反共措施。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策从重点对外（抗日）到重点对内（反共）的转折点，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影响下，国共合作抗战局面随时面临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