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
毛泽东很快看到了这份报告，在4天后的10月6日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示转发到团中央，高勇见到了非常高兴，立即送到胡耀邦面前报告说：“耀邦同志，主席对你的报告作了批示，称赞写得很好。”
胡耀邦也非常高兴，抱怨了孙轶青一句话，说他只看到标题上的25天和3600里路，就断定是跑马观花，“满脑子形而上学”。
显然，胡耀邦的这份报告有几处使毛泽东宽心和满意。首先是报告认为，农村形势“确实比去年好”，而且说“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其次，报告赞同毛泽东关于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指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报告的第7条中，专门阐述了他对安徽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做法的认识，认为这是“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积极方面是“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但是他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是在抵御大饥荒时“暂时采用”，如果“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为什么会这样？胡耀邦没有说。以当时情况推论，“包产到户”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相抵触。毛泽东认为，这条底线不能碰。
其实，胡耀邦这条意见中的观点相互矛盾。一方面说“包产到户”有“积极作用”，又说不能发展下去；既说“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又说要允许不采用这个办法，“以免被动”。
也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对胡耀邦的报告是有限赞同，这从他批示之简短可以看出，而且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及。
而胡耀邦对这个报告论述的思想却在不断思索，逐渐倾向乃至最后支持“包产到户”。这种认识的发展过程，倒是胡耀邦的一个亮点。1982年10月，来到安徽视察的胡耀邦特地约请当年与他见面时积极介绍“承包到户”的地、县领导人，当面道歉，作自我批评说：“对‘责任田’的认识有先有后，当时我对这个办法是不赞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笔债。曾希圣同志搞责任田，我来调查过，我持不同意见，并报告了中央。”
（本文撰写过程中，唐非、高勇、刘易晏、李彦先后接受了访问，提供了宝贵材料，谨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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