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源
60年代初陈云经济思想成为恢复发展经济的良方
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当时党的干部和广大群众都迫切希望加快经济建设速度，迅速改变新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但又不懂经济规律，因此出现了盲目冒进的现象。懂得经济规律的陈云预见到会出现此类问题，在1956年2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工业高潮来了，很好，但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不能回避，超过可能的是“左”。这年年中，他发现了冒进问题。6月初，他与周恩来一起建议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会议按照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且将这一方针写进《国务院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此后陈云多次提到反冒进问题，提出，“宁愿慢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他提出了一个“紧张平衡”的概念：“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但这种平衡是紧张平衡，紧张平衡“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陈云的意见和实际工作的措施，对抑制冒进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一开始对陈云的反冒进主张有疑问，但没有明确反对。1957年，国际形势稳定，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大力搞建设，并且几乎都掀起了一股“跃进”“赶超”（指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笔者注）“越进”（指跨越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笔者注）热潮。在此环境下，中共中央内也形成了一种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激情下形成的“赶超”（在中国专指“超英赶美”———笔者注）和“跃进”（指经济上不切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发展———笔者注）思潮。这种思潮影响到基层干部，不少地方形成了跨越社会主义阶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越进”思潮。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那时，我们头脑都发热。在这种思潮引导下，中央在酝酿一场“大跃进”，从上到下，干部和群众，都想中国在经济方面有一个“越进”局面出现。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否定并批评了陈云的反冒进，陈云受到了冷落。尽管如此，陈云也决不盲从，在其他中央领导都赞成“大跃进”的情况下，只有陈云没说话。毛泽东虽然批评陈云的反冒进并且冷落了他，但毛泽东没有否定作为经济工作主要领导人的陈云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的突破苏联经济模式，建立中国新的经济体制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史称“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因为陈云的这个构想，不仅切合中国实际，也和毛泽东关于中国要走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相合。毛泽东只是从政治角度考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至“大跃进”的问题，认为陈云政治上没有跟上节拍，因而经济上也保守一些，从来没有否定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才能。因此，毛泽东允许陈云保留意见，陈云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没动，这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陈云在基本方面还是肯定和信任的。
“大跃进”使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经济比例失调，加上严重自然灾害和苏联中止援华并逼债，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十分困难，还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陈云与人民一起克服困难。陈云一家也与普通民众一样过着艰难的日子。陈云夫人于若木回忆：“那时候本来物资就缺乏，而且也号召每个人自己减自己的粮食定量，支援别人，我们都减了，从30多斤减到20多斤，减定量。我的女儿陈伟兰当时在科技大学读书，住校，她就得了浮肿病，我当时在国家科委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就有两个人得了浮肿病，这就是普遍的热量不够，蛋白质不够，所以得了浮肿病。”身体本来很弱的陈云不仅减少自己的粮食定量，交给国家支援严重缺粮地区，他作为经济方面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受到冷落，处于“靠边站”状态，但他心中仍然装着人民。为了使全国人民有起码的营养，陈云吸取了作为营养学家的他的夫人于若木的意见，果断决定调东北黄豆入关供应人民，解决人民蛋白质缺乏问题。据于若木回忆：“当时，国家科委有一个内部刊物，叫科学实验研究动态，这上面有一篇文章，就解释浮肿病的原因，浮肿病的原因主要就是蛋白质不够，如果一天能有二两大豆就可以解决浮肿病的问题，我看了以后觉得有道理，我把这篇文章拿给陈云同志看了。他看了以后，毫不犹豫就写电报给东北，调大豆进关。”于若木还回忆说：后来陈云同志又考虑全国人民的营养问题，就是他了解到，每个人需要蛋白质是70克，最低限量是70克，按规定就是一公斤体重需要一克蛋白质，大体上平均体重70公斤，他就算这个账，比如一个人一天需要多少蛋白质，那时候他说首先解决大中城市的人口的需要，然后再解决其它，因为当时大豆产品也有限，只能解决大中城市的供应问题。当时如果一天一个人有二两大豆，可以解决一部分的蛋白质的需要，除此之外，比方一个月有两斤带鱼，还有几斤肉，这样还加上主食里头，他算得很细，主食可以提供45％的蛋白质，因为主食像小麦、大米也含有蛋白质，主食解决一部分，还有蔬菜解决一部分，这样加在一块就能够基本上满足城市人口的蛋白质的需要。陈云在解决群众蛋白质需要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干部的需要。普通干部和群众一起解决蛋白质需要问题，而处以上干部责任重大、工作繁重，他们因缺乏营养而浮肿的问题不能不重点解决。为此，陈云决定给处长以上干部每个月定量供应黄豆和白糖，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法：这是“糖豆干部”的待遇。于若木回忆：因为那个时候是困难时期，资源有限，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不得不在具体工作中精打细算，在有限的资源底下尽量地满足人民的需要。
陈云还到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集中群众智慧，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时，他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江苏农村调研，在一次大队干部座谈会上，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当着基层干部的面说：“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改进工作。这次来调查研究，就是这个目的。”当年参加陈云调研工作队的陆恺悌回忆说，一位党中央副主席向最基层的干部道歉，认真做检讨，实在难能可贵，在场的人十分敬佩陈云敢说真话的实事求是精神，同时也深知他说这些话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
“大跃进”失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困难，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头脑冷静下来，醒悟到：还是陈云以前的意见对。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作汇报时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他对“大跃进”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并且认定：三年困难的“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1961年初，中共中央在指导经济建设中，实际上已经按照陈云过去采取的办法，把各方面指标都调低了。毛泽东还说过这样的话：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严重的教训，加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反省，使中央高层有了一种务实风气。在这种风气下，陈云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共同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建设方针。毛泽东也赞成这一方针，并且倡导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于若木回忆：“毛主席终于同意他（指陈云———笔者注）的观点了，指标降下来了，他特别高兴，但也没什么表示。这就是他可以佩服的地方，党性强，不计个人的得失。”
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在民主的会议气氛中，陈云的意见得到中央和地方绝大多数人的赞成。毛泽东对陈云给予极高评价，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陈云同志懂得较多。“他的办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
面对严重困难，陈云拿出了一套克服困难的办法，他在七千人大会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了恢复国民经济、解决困难的措施，受到中央高度重视。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请陈云讲话。陈云在这次讲话中深刻分析了目前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系统意见。2月26日，中央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还是主要请陈云讲话。在召开的这次会议上，陈云发表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李先念、李富春也就财政和工业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发表了讲话。三个讲话，以陈云的讲话为主，因为这个讲话提出了中国今后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中央很快批转了这三个讲话。3月7日，陈云在刚刚恢复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提出了调整经济的基本方针，突出强调综合平衡问题。陈云从这年2月到3月的三次重要讲话，不仅拿出了解决困难的一套办法，而且提出了克服困难后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基本方针，受到中共中央的一致赞成。毛泽东对陈云讲话评价很高，决定把陈云的讲话稿批转给省军级干部参阅。在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对陈云的意见尤其重视，让他的秘书邓力群把陈云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整理出一个摘要。当刘少奇就此事征求陈云意见时，陈云不同意。但刘少奇说：可不广泛印发，只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同志，陈云才同意。邓力群下了很大功夫，整理出了陈云经济工作意见摘要，刘少奇认为这个材料非常好，他把这份材料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在毛泽东和刘少奇支持下，陈云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周恩来、李富春等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
在陈云恢复和发展经济系统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很快走出经济困境，稳步地按比例平衡发展，1962年下半年，各项经济指标超过1958年水平，1963年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64年、1965年和196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大繁荣大发展阶段。上一点儿年纪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物资特别丰富，物价非常便宜，人们不光吃得饱穿得暖，而且吃得好穿得好，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特别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民都有一种富足、安康、幸福感。虽然后来因为陈云向毛泽东建议在农村搞包产到户，毛泽东对他不满意，批准心脏不好的陈云休假，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清楚，正是在陈云系统意见指导下中国才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都特别重视陈云在经济工作中的思想和重大作用。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多次称赞陈云有“‘理财治国’的才能”，重提他的经济主张。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过去有人同陈云争论是否要提三大平衡问题，事实证明，陈云的意见是正确的。从1963年到1965年，毛泽东多次称赞陈云，特别关心他的身体，说：如果陈云身体好，希望他能参加国庆节活动；还说，他对陈云同志很怀念，“大跃进”时，大家头脑都发热，只有陈云同志在压低指标上提过多次意见，当时陈云的主张是对的。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到上海向陈云转达他的意见，说他同意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意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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