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王竹青向谢觉哉老人寄出了丛家姐弟的合影，左为丛甘，右为丛丹。
丛德滋被捕后，伍修权送至狱中的红毛毯。
丛德滋（左）与于千合影。
1938年，欢送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第一任处长彭家伦返回延安时的合影。前排左二为谢觉哉，后排左二为丛德滋，左三为伍修权。
毛泽东主席签发的第00001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丛丹在翻阅父亲丛德滋的资料。
西安事变中的《解放日报》，丛德滋任总编辑。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铭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亦铭刻在国家和民族的心头。
据民政部门统计，自中国近现代的民主革命以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约有2000万人。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大多数离世时风华正茂，大多数无名无姓。目前，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93万余人。
新中国的“第00001号”烈属证，授予了烈士丛德滋的家人。
“丛德滋”这个名字，在革命烈士之中不算著名，他不曾担任过党的重要职务，也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赫赫战功，甚至直到去世，他也只是一个没有档案记录的中共特别党员……
丛德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00001”的编号意味着什么？这张烈属证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在他牺牲几十年后，女儿丛丹开始一点点地还原父亲的形象。
这是一次源于血脉的追寻，还原的是一份家国记忆。
墙上的生父
对于丛丹而言，关于生父最初的记忆，不是鲜活的面庞，而是墙上的一张烈属证。
第一次接触到这张长35厘米、宽30厘米的证件时，她的名字还是高锦明。
1951年12月初的一天，高锦明如往常一般，放学回家吃午饭。还未走到院门口，喧闹声扑面而来：有人咚咚地打着秧歌鼓，邻居的叔叔阿姨们站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父母带着笑意张罗着……
高家刚刚搬到位于兰州宁沃庄文化造纸厂的家属小院，周围的人和物还很生疏。忽然出现的热烈气氛让高锦明不知所措，有点“懵”了。
来客逐渐散去，家里恢复了平静，此时，高锦明注意到，大门右侧的上方多了一块黄底红字的牌子，写着“革命烈属”。
父亲高克明在客厅里忙活着，他拿着榔头锤子，在墙上比划了半天，叮叮当当地把一块玻璃镜框挂了起来。高锦明站在跟前，尽力辨识着上面的内容：“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第00001号，查丛德滋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工作人员伤亡褒恤条例》发给其家属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最末的落款是“毛泽东”。
那时我国还未实行简化字，证书上的字都是繁体，刚上初中的高锦明并不能认全。“德滋”之前的“丛”字写作“叢”，高锦明不认识，但能猜得出那应该是个姓氏。不能读出这个证书上很关键的字，让她有些羞怯——此时，她还不知道这个字对她意味着什么。
午饭后，父亲一脸严肃地将高锦明叫进了房间，说：“我不是你的亲爸爸，你的生父叫丛德滋，解放前被特务害了，他是为革命牺牲的，今天来的人是政府的，他们来送你生父的烈属证。以后，你和弟弟就把名字改回来吧，你叫丛丹，弟弟叫丛甘，都是你亲爸爸取的。”
眼前的“爸爸”竟然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墙上不能认全的“丛德滋”三个字成了自己的父亲，丛丹一时转不过弯来，“整个人都傻掉了。”
心不在焉地上完了下午的课，晚上睡觉前，高锦明小心翼翼地告诉母亲，“爸爸说他不是我的生父……”对于孩子的质询，母亲王竹青没多说什么，“你亲爸爸解放前被人害了，你别多想，好好读书，以后会知道的。”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年幼时的很多细节都关系到我的身世。”兰州一间简朴的居室中，丛丹告诉记者，“以前我叫高锦明，但从记事起，家里人总是‘小丹’‘小丹’地叫。一般来说，学名和小名都有点联系，但这两个名字根本搭不上关系。40年代，我们一家在陕西，租别人的房子，一次房东家死了人，挂着白布办丧事，我还对弟妹们说‘咱家也死过人。’或许，我还朦朦胧胧地记得生父的牺牲。”
家人去了派出所，将姐弟俩改名为丛丹与丛甘，高家的六个孩子从此有了两种姓氏。丛丹从母亲和继父那里，逐渐获得了一些有关生父的零星片段。但这位“墙上的生父”依旧是迷雾重重。丛德滋是如何参加革命的？都做过哪些工作？后来是如何遇害的？“00001号”烈属证为什么发给丛家？这一切，丛丹并不知晓。
因为牵扯到母亲改嫁这样“大人的事”，继父对她又一如既往地疼爱，视同己出，丛丹很懂事地不再多打听什么。一家人和乐亲密，同那时的普通家庭没有什么分别。
十几年后，“文革”浩劫袭来，让已经成年的丛丹与亲生父亲又产生了特殊的联系。
中共兰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袁志学介绍，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伍修权被诬为苏修特务，因为他是丛德滋的入党介绍人、主管丛德滋的情报工作，丛德滋的子女也受到了株连。在这期间，当上教师的丛丹被停止教学，下放农场，和几个月大的儿子相依为命。
发生在身上的变故，让丛丹下定决心去重新认识自己的亲生父亲，她告诉记者，“烈属证上只说我爸爸是为革命牺牲的，他不会是什么‘苏修特务’。我一定要查清楚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如今，记者在丛丹的家中看到，卧室的书柜里，整齐地码放着十二个牛皮档案夹，里面装满了剪报、档案、信件、照片，有些信件因为年代久远，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需要拿着放大镜才能辨认出写的究竟是什么。
这些档案背后，凝聚着一个女儿在生父牺牲多年后，穷尽半生之力的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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