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灵
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
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后，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遵义会议）主要的报告”。
毛泽东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上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从而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他还指出中革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李德也曾回忆，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为了用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军思想，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大会师后，毛泽东即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讲演的内容即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最先透露遵义会议相关情况
遵义会议后，由于敌人已逼近遵义，红军即向赤水地域移师北上。1935年1月29日，当红1军团第1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名参谋找来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等人，和他们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毛泽东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说，1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行！没有问题！”李聚奎回答。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泽东又问李聚奎1师还有多少人。
李聚奎答有3000多人。毛泽东认为3000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一点。由于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来到扎西，红1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师级编制未变。
这是李聚奎等人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情况，他们听了毛泽东的传达都非常高兴，印象特别深刻。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
李聚奎等回到部队后，立即向师里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十分高兴，一致表示要按毛泽东讲的办。
遵义会议后，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传达会议精神。中革军委曾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级以上干部打招呼，让基层指挥员了解遵义会议情况。据目前有史记载的，毛泽东向红1师干部打招呼，是最先向团级以上干部透露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
毛泽东最先简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何时开始简称为“遵义会议”，这在很长时间是一个谜。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莫斯科所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史平同志的报告》，是至今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长征报告”。陈云在报告中提到了“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1936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根据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整理而成的《英勇的西征》一文，文中表述为：“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84年首次公开发表的一份遵义会议参会者陈云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985年1月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题在全国各大报公开发表），从文章标题到内容，都表述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使是简称，都简称为“扩大会议”或“扩大会”，没有一处简称为“遵义会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何时在正式文件中简称为“遵义会议”呢？经考证，系毛泽东于1941年最先亲笔简称的。据胡乔木回忆：
毛主席对文献的审核是很认真的。他不仅把每篇文献都通读一遍，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作过修改，如将《请看！！！反日战争何时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或者在原有文献的标题后加个简单的题注，如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这样就使人们对文献的内容更加一目了然。
胡乔木回忆中提到的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上半年。当时，为了给党的七大准备材料，党中央着手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在审核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地了解和认识。于是，在1941年八九月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这些历史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材料。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六大以来》一书的编辑工作。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自然成为其中一份重要文献。又据参与《六大以来》一书编辑工作、主管档案的裴桐回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括号中“遵义会议”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毛泽东亲笔题注的这份文件，首次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为“遵义会议”。
《六大以来》一书编辑出版后，对统一党的思想，特别是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伴随着《六大以来》一书在全党的普及和影响，经毛泽东最先亲笔题注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简称“遵义会议”，已经深深扎根到人们心中，越来越焕发出彪炳史册的光芒。
（本文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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