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志伟
“临时逼出来的”西安事变
1936年9月20日，陈诚将张学良通过冯庸向他所作的一次痛心陈述转报给了蒋介石。这一痛心陈述的内容大致如下：“余（指张学良）近曾亲赴前方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帅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陈诚在转呈蒋介石的密报里还谈了他自己的意见：“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
收到陈诚密报时，两广事变刚好和平解决，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东北军之隐患，所谓“联共抗日，自由行动”之企图，乃因桂事（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而消乎？
蒋介石亲笔记下的这段文字折射出一个信息：因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蒋对自己的领袖权威大大增加了信心，也许，这就是他后来亲自前往西安督战的勇气来源吧。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致书李宗仁和李济深的同时，还给东北军重要将领于学忠写了一封信：“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在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彭雪枫）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
当时，中共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已经建立起秘密联系。其实，为抗日救国计，毛泽东与之建立秘密联系的国民党将领又何止李宗仁、张学良。1936年4月到12月之间，毛泽东就先后致书冯玉祥、孙科、阎锡山、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杜斌丞、杨虎城等，明确提出在共产党放弃反蒋纲领、国民党停止“剿共”的前提下，实现各方真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此外，中国共产党人还想方设法与刘湘、龙云等西南实力派将领建立了秘密联系。刘湘后来主动请缨率川军出川抗日，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做出的爱国壮举。
在写给于学忠的信里，毛泽东只提了一个彭雪枫，而事实上后来赴西安的是叶剑英，陪同人员有潘汉年、彭雪枫、汪锋、吴自立等。张学良对叶剑英等人的安危高度重视，安排他住进自己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家里，并严令孙铭九尽全力保护好叶剑英的安全。
1936年10月5日，张学良与叶剑英、潘汉年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信张学良，庄重承诺：“……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先生（指张学良）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两天后，10月7日，张学良向叶剑英明确表示他将立即致电蒋介石，恳请面见商谈要事，还答应设法为红军筹款5万元，另赠送红军棉衣1万套御寒。
众所周知，1936年是丙子年，因此西安事变又被称为丙子双十二事变。关于事变的起因，张学良后来告诉台湾史学家郭冠英等人：“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各阶层一致表示愿意拥蒋抗日，蒋介石自己却一意孤行，坚持反共内战的倒行逆施，结果自然是平息了一场两广事变，又突如其来地爆发了一场西安事变。即使蒋介石侥幸躲过了西安事变，只要他不执行抗日的政策，恐怕也会再遭遇一场别的事变。因为当时的中国，不仅共产党要抗日，人民要抗日，国民党方面的爱国将领与爱国军人，也是坚决要求抗日的。
毛泽东：一念之转，国土可保
事实上，在国民党里，第一个收到毛泽东信函的人，恰恰是最高统帅蒋介石。早在1935年10月26日，毛泽东就和周恩来等46名红军将领一起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然而，蒋介石对毛泽东的肺腑之言，却置若罔闻。12月1日，毛泽东再一次致电蒋介石，痛切陈辞：“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但是，蒋介石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答复，却仍然是武力“围剿”。
无奈之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得不转而联系李宗仁、张学良等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一起逼蒋抗日。
回顾这一段历史，对毛泽东联合国民党爱国将领一起逼蒋抗日的统战策略，今人只能由衷地感慨其睿智。以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而论，中国各党派各阶级的统一联合抗战，是绕不开蒋介石的。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当时只能指挥数万红军，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将领则各自为政、互不统属，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具备统一指挥全国军政事务的影响力与法理地位。虽然蒋介石当时真正掌控的只有自己的嫡系中央军，但是他毕竟是法理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其号令还是唯一对全国地方各派系有法统效力的。因此，如果蒋介石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则各派地方势力的抗日诉求就演变成了和南京中央政府的分庭抗礼，如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在法理上就演变成了军事叛乱。当然，如果蒋介石一味坚持其倒行逆施，将其打倒另树立一个全国领袖领导抗战，也未尝不是当时中国各党派各阶层的又一种选择。但是这在当时的中国根本就实现不了，强行推行打倒蒋介石的政策，只能引发中国各派军阀的全面内战，最终只会为日本侵华打开方便之门。因此当时的中国各党派各阶级，只能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既要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又要让他放弃不抵抗政策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战的历史责任来，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两难问题摆在了各党派各阶级面前，众多有识之士对此束手无策。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博大的历史胸襟，毅然决然地收起与蒋介石的阶级仇恨与个人恩怨，率先发出拥蒋抗日的口号，接着又飞鸿传书、纵横联合，和坚决要求抗战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们共纾国难。虽然几经周折，却最终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把中华民族引向了全面抗战的光辉道路。
卫立煌：八路军打得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秉持民族大义的中国共产党人，于7月15日向国民党方面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呼吁：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9月23日，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在庐山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国共再度携手共御外侮，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各社会阶层的热烈拥护，宋庆龄先生感言：“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讲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渡尽劫波兄弟在，携手抗倭泯恩仇。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1938年初，抗战的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曾经分隶不同阵营的国共将领，在抗日的疆场上并肩御侮，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诗篇。太原会战失利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遭日军围追堵截，在吕梁山区陷入困境。当时，身边只带了一个警卫团的卫立煌有两条退路，一是强渡汾河，但是桥梁已经被日军炸毁；另一条路是绕道陕北，但是卫立煌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手上沾满了红军将士的鲜血，且即使共产党不记前仇，他也要考虑蒋介石的态度，去陕北可是会引起蒋介石疑忌的。军情十万火急，行伍出身的卫立煌终归是一个有胆识有魄力的将领，最终还是听从部下劝告转道八路军一一五师阵地突围。八路军一一五师五团二营立即抢占白儿岭阵地掩护卫立煌部转移，二营与2000名日军血战，不仅打退了敌人，还牵回了好几匹洋马，背回了大量大米、罐头。在望远镜里观看了整场战斗的卫立煌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八路军真能干！
战斗结束后，卫立煌接到了蒋介石令其到洛阳开会的电报。去洛阳可取道延安，卫立煌高兴地对部下说：“我们可以取道延安了，我要去会一会毛润之先生，向他取取经，看他用什么方法指挥八路军打得那样好。”
在延安，卫立煌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1938年4月17日，毛泽东会见卫立煌，两人就抗战的前途与战略问题在友好和谐的气氛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谈。卫立煌告诉毛泽东：“贵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立煌很是钦佩，今天有机会来到延安，有机会聆教，非常荣幸。”毛泽东称赞卫立煌说：“卫将军是第一个来到延安的战区长官，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合作，我们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在交谈中，毛泽东分析了日军的动向，指出目前山西抗战很重要，拖住了日军的“尾巴”，还谈了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晚上则陪同卫立煌一起出席了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晚会，并在会上致欢迎词。
第二天，卫立煌离开延安，并于19日赶到了西安。到西安后，卫立煌立即向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下达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负责办事处工作的军官感到这批物资数量巨大，又牵涉到国共关系，表示难以落实。卫立煌立即严肃地指出：“第二战区的军队都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仗打得很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紧接着，卫立煌又询问牛肉罐头还有多少，得知还有几百箱后，立即下令：“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很快，这批数量巨大的军需物资就由西安装上卡车，运往延安。除去子弹、手榴弹和罐头外，还随车送去了52部电话、3个师的夏装和大量医疗药品，这对物资补给非常困难的八路军而言，实在是雪中送炭。
当然，卫立煌也不是空手离开延安的，他随身携带了毛泽东的经典军事著作《论持久战》。后来他不仅自己研读，还转送给陈诚等国民党将领一起学习，这对国民党后来改进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发挥了很大作用。
“以斗争求团结”
历史总是呈螺旋式曲折发展的。武汉会战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随之开始改变联共抗战方针，转而实行溶共、限共的反动政策，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国共关系逐渐紧张起来。先是军阀鹿钟麟在河北制造磨擦，随后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又奉蒋介石密令制造了惨杀新四军通信处工作人员的平江惨案，紧接着阎锡山又发动了晋西北十二月事变。
抗战进入到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后，阎锡山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将领动摇了，庞炳勋、吴化文等一大批军、师级将领公然带部队投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为了避免这一危险，中国共产党先是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了自己的抗战决心，后来又与国民党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舆论战。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内战危机达到了最严重的地步。面对抗战3年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危局，毛泽东审时度势，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策略。
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得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遭受惨重损失，叶挺被俘、项英等牺牲的消息后，迅即致电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叶剑英：“你处交涉应带严正抗议性质，勿用哀乞语气为盼。”这种在绝对劣势下以攻为守的策略，也只有毛泽东敢于一试。
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先后发起了三次反共高潮，都被一一粉碎。根本原因当然是破坏抗战不得人心，但是毛泽东所制订的“以斗争求团结”战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斗争求团结”，并不是一味争强斗狠，而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前提下，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胜利之后却不穷追猛打，而是适可而止，给对方留下余地。
参与反共磨擦的国民党将领大体有三类人，一部分人与共产党有着深厚情谊却不得不参加磨擦作战，一部分对共产党怀有深仇大恨就是要反共，还有一部分是骑墙派，亲共反共完全从个人现实利益来考量。运用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三类人的反共行径最后都被打退了。
邓宝珊是一位与共产党保持了长期友谊的爱国将领。1927年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时，邓宝珊曾经保护过刘伯承。抗战爆发后，邓宝珊在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和八路军之间左右斡旋，为维护各方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卫立煌一样，邓宝珊也到过延安，和毛泽东作过长谈，而且他的女儿还在延安抗大学习。因此，延安方面一直把邓宝珊部看作是最值得信赖的友军。然而，1939年夏，邓宝珊部的新十一旅还是和八路军发生了磨擦，武装冲突的结果，是邓部一个营被八路军包围缴械。消息传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挑拨离间：“共产党、八路军不讲信义，不给邓先生面子，希望邓先生采取强硬态度，不然八路军会得寸进尺。”邓宝珊对这些人的说辞不置可否。不久，南汉宸受毛泽东委派来到邓宝珊的驻地榆林，详细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并交还了邓部的人枪，双方很快消除了误会。1940年3月，胡宗南电令邓宝珊配合其包围、进攻陕甘宁边区，一旦邓宝珊听从了胡宗南的命令，边区就会陷入两面受敌的险境。但是邓宝珊秉持民族大义，拒绝了胡宗南的命令。此后，无论是皖南事变还是国民党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都坚决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发出反战的呼吁，以致国民党中央军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对邓宝珊部所在的榆林地区，也进行了经济封锁。
1944年12月22日，抗日战争胜利在即，毛泽东致函邓宝珊，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韩德勤是国民党的死硬反共派，黄桥惨败后收敛了一段时间。1943年日军大举进攻韩部，韩德勤狼狈逃到新四军驻地，陈毅把一大片根据地村庄划给他驻防以休养部队。结果韩部却在新四军因对日作战蒙受重大损失时，反目成仇，再一次悍然进攻新四军。新四军奋起自卫，活捉了韩德勤，但最后还是把他放了回去。此后，一直到1949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韩德勤没有再参加任何反共活动。以妥协退让求团结，团结亡；以斗争求团结，团结存。但是一味的争强斗狠，团结同样是保不住的。毛泽东在与国民党将领的交往中所展现的高超的统战艺术与卓越的政治智慧，堪称中国政治博弈智慧的巅峰之作。
统一战线是由毛泽东提出并缔造的我党三大斗争法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正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得到极大发展并走向全面成熟的历史阶段。回顾这段精彩的历史，令人真切地感受到，毛泽东统战艺术的真谛，在于其始终坚持以国家和民族的大局为重，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重，以德服人，以理喻人，因此才获得了中国各阶层各党派的广泛支持与拥护，这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一笔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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