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沛
这是我看到画家闻先生唯一的一幅画。
1948年“开明”版的《闻一多全集》也收过“石板冲”和“飞云崖”两张速写画稿，它们都应是1938年教育部电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该校应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奉院令已奉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后，学校从长沙迁昆明的途中之作。当时，由于战时交通条件不便，这所刚挂名无有任何校产的大学，只能自寻路行。闻先生徒步，与同行师生组织了一个“湘黔滇旅行团”，不论是学校的安排，还是师生的自觉，都让逃难的险途，变成了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这也是在战争中创造了教育奇迹的名校之所不同处。他们，照闻先生说，“沿途分门别类收集了不少材料”。他还“挂名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从他的序言中能看到，此中有刘兆吉同学的《西南采风录》之成果，不为我辈所知者，自然更多。闻先生为“这部分工作的指导人”，自然不能不为所动，也不忘发挥绘画的本能，沿途画些速写，作为西行的历史纪念和徒步“收集”的收获。由此可以肯定，画作原是一大组，绝非仅有现在看到的这三张。
随着学校正规了，抗战是长长的八年，加上物价猛涨，他子女又多，“有些交不成饭费或生病医药费无着的，先生总是东借西凑千方百计地替青年解除困难”。“先生薪给有限，家庭负担甚重，乃不得不夜以继日代人治印以搏升斗”。战前家里可以请厨师的大学教授，此时却愁断炊之危呀。闻先生“搏升斗”的“治印”，传统文化也是列为书画的一大类的。从个人来说，这也是他绘画技艺的延伸。除了免费篆刻的团体公章，闻先生所治之印，誉满春城，贵于品质。在此，我们也为闻一多先生在抗战时的苦难和付出而感到辛酸。
湘滇途中的速写，先生怎么处理或怎么散失，都不可知，仅存目前所知的这三幅。《全集》上的，受当时印刷条件所限，印得模糊不清，若未保留原稿，今日扫描，也无法改善，比之我翻拍的《安南县魁星楼》的效果差很多。若无别人翻拍、出示，它则是目前公开见到闻先生唯一的最好的一幅画。虽然不是什么大型的、大题材的作品，但从它娴熟的笔线中，仍可看到先生科班出身的功底。
虽然画家平时别无它念，只求参与其中的欢悦，但它仍可唤起我们审美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它联系到具体的闻先生之为人、为艺术所追求之美，乃至他在抗战期间的艰辛与付出，尤其是保卫抗战胜利成果的流血牺牲。在此，难道我们不该多思多看两眼他画这一抗战时还未遭破坏的一角山河之情，沉思他此前不论还有多少艺术与人生追求中的遗憾，最后都圆满于人生的壮美么？
（作者为《诗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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