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上谋势布局创建“根据地”，打造撬动胜利的支点
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是决定战争走向和成败的战略支点。
毛泽东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着重说明了建立根据地的“支点”意义。他生动地比喻道：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在抗战中，毛泽东从中国基本国情和地缘特征出发，进一步发展了其根据地思想，创造性地将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转化为决定抗战走势的神来之笔。
1937年秋，开赴华北前线的八路军115师，遇到了从前方退下来的国军士兵，他们对八路军说，日本人的炮火打得铺天盖地，现在上前线就是去送死。
八路军不为所动，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趁日军主力专注于正面进攻之机，“敌进我进”将战火引向敌后，让战争流动起来，让战场活跃起来，将一把把尖刀插向敌人的腹心。平型关大捷、阳明堡夜袭、响堂铺伏击……一记记重拳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纵览8年全面抗战，像这样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大面积溃退，共产党军队却大踏步前进的状况，屡见不鲜。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何以在黑云压城之际敢于迎敌而上呢？
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的地理条件，“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是抗日战争“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针对日本兵力少而要疯狂占领中国广大领土的矛盾，毛泽东要求我军深入敌后，普遍发展游击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战略态势，与敌人进行犬牙交错的缠斗。
这一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围棋“做眼”：“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
如果把抗日战争比作一场大棋局，毛泽东无疑是雄才伟略的“国手”。他没有在开局时把目光仅仅放在“吃子”上，而是在日军控制薄弱的广大农村巧妙“做眼”，打开了展现人民战争威力的广阔空间。面对这种始料不及的战争格局，狂妄的日寇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
随着战局的发展，八路军在华北的活动区域占了敌占区面积的80%，日军不得不龟缩在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上，成为一条条“无眼”的“困龙”动弹不得。作家王树增在其著作《抗日战争》中写道：“之所以说日军对中国的占领是‘名义上’的，指的是侵华日军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后方。没有后方的军队是悲惨的。没有后方的战争注定失败。”
与日寇相比，敌后根据地却成为中国抗日军民最可靠的大后方。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为战争提供物资支持，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积极参加运输队和担架队，运送物资，救治伤员，直接或间接地援助军队作战，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人力基础。
1938年4月，卫立煌眼看晋南危险，请八路军将其所部在临汾、运城的军火和物资运走。卫立煌很惊讶地看见“八路军把赵城、临汾和洪洞等五个县的农民和四五百辆大车都调动起来了，把东西都运走了，直到日军快要到了临汾城的东门，他们的最后一辆大车才离开临汾城的西门”。
当1945年春天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遍及大江南北，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依托抗日根据地，广大抗日武装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愈挫愈强、愈打愈多，人民军队抗战之初仅有4万多人，到抗战结束时，已发展壮大成百万大军。
支点，就是各种力量的支撑和依托。高瞻远瞩的政略、灵活机动的战术、英勇善战的军队、视死如归的战士、舍家报国的民众……这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核心要素，凝铸成一根降妖除魔的“金箍棒”，通过“根据地”这一战略支点，撬开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之门。
弘扬伟大战略思想，在强军兴军征程上奋力前行
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造访中国军营，临走留下了这样的评价：“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1962年中印战争期间，有记者问前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他说：“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
两位二战骁将为何结论高度一致？那支看上去装束有“几分土气”的东方军队，在两位老兵的眼中为何散出谜一般的光芒？他们或许永远无法窥其堂奥：这支军队之所以所向披靡，源于这是一支脚踩中国大地、用毛泽东思想滋养、壮大的人民军队！
习主席深刻指出：“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70年后的今天，我们走进抗战深处，并不是要从昨天的战略战术中克隆现成答案，而是在于同先哲的心灵叩问里，把握贯穿其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探索今天克敌制胜的门匙。
站在信息化的星空下，面对惊涛拍岸的世界新军事革命大潮，回望引领抗战胜利的思想瑰宝，怎样触到其“活的灵魂”？
——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胜败的关键在人不在物。习主席强调：“人民群众是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在战争史上，每当一种新技术、新武器出现，总有一些唯武器论者夸大其词，把先进武器说成是主宰战场、决定胜负的东西，抗日战争以劣胜优的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是人不是物，信息化战争也无法改变这一本质规律。
今天，我们在大力发展武器装备，加快构建适应我军履行新使命要求的装备体系，从“钢少气多”走向“气多钢好”，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提供强大物质技术保障的同时，更要从根本上牢记这一点。无人化、智能化战争“键对键”的背后，控制它们的仍然是人，是人和武器的高度一体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武器因素也就是重视人的因素”。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破解“两个不相适应”“两个差距很大”的矛盾，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坚守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大文章等，都需要我们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充分激发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集合起中华儿女的集体智慧，凝聚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勠力同心，才能形成推进强军兴军事业的强大势场。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和发展要求出发。习主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在抗日斗争最艰难的时刻，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立足中国实际，放眼战争全局，将科学理论与斗争实践以及广大抗日军民的创造性有机结合，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今天，中华民族正处在“由大向强”关键一跃的关节点上，国防和军队建设也正处于一个历史的交叉口。社会变革深化期、军事变革攻坚期、军队历史使命拓展期并行叠加，军事转型与社会转型“双重攻坚”、机械化与信息化“双重建设”、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准备“双重任务”交织互动。挑战前所未有，认清这个实际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越是处在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关头，越是处在建设、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就越需要从党情国情军情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思想理论的引导作用，坚持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坚定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可靠保证。战略的最高原则是“致人而不致于人”。抗日战争留给后人拨动心弦的一幕是：鬼子张牙舞爪处处碰壁，我军机动灵活时时显威。这是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坚持走自己的路创造的战争奇迹，闪耀着东方哲学的智慧之光。
习主席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中华传统兵法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靠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的原则和制度，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了我军的特有优势。
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睁眼向洋看世界”是必要也是必需的，但无论哪国哪军的“模式”，“拿来主义”必须接中国地气，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处理好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把战争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尤其应在破除思维定势，树立与强军目标要求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上下大气力；必须推动军事战略创新发展，深钻细研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大力推进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法研究，使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兵之事也”。今天，思想的淬火，是为了明天的战胜。重整行装再出发，强军路上，我们永远是一支“思想领先”的胜利之师、威武之师！（记者 柴永忠 徐文耀 黄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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