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奕
豫中会战,李家钰阵亡
李家钰
抗战前夕,李家钰为川军第47军中将军长。“七七”事变后,他率部出征,在山西作战2年多,屡立战功,“击毙、击伤日伪军近万人”。1939年冬晋升为第36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春,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援救其侵入南祥的孤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4月17日,日军在中牟县渡过黄河,开始了豫中会战。之前,日军的作战计划已被我方侦知。但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却未作出对付敌人进攻的有效部署。日军进攻伊始,蒋鼎文即率先弃守洛阳而逃跑。原集结于洛阳附近准备会战的6个集团军也纷纷向西溃退。李家钰部奉命在新安、渑池之南掩护友军转移。这时36集团军的实力已大为削弱,李家钰实际指挥的只有47军的4个步兵团。面对占据优势的日军,他仍积极准备应战,曾手书“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的誓词,以表为国效命的决心。溃退途中,李家钰又“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毅然主动承担溃退各部的“殿后”任务,让诸友军选择路线先行。李家钰在全军师、团长会议上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4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跑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后。”
5月21日,李家钰部在陕县东南地区与日军主力相遇。他为掩护友军,不惜冒敌凶锋,亲率总部官员及特务连官兵,与敌反复冲杀,毙敌甚众。不幸的是,当其转至秦家坡时,中敌埋伏,在激烈冲杀中,中弹殉国。当其尸首被抢回时,“满身都是枪眼”,可见其牺牲之壮烈。
李家钰以一个集团军总司令在前线力战牺牲,各方悲悼。国民政府追赠李家钰为陆军上将,《新华日报》多次报道有关消息,并以《悼李家钰将军》为题发表短文,对会战中的英勇战士和杀敌殉国的李将军表示崇敬和哀悼。1984年5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李家钰为革命烈士。
男儿铁血,百万将士誓死卫国
“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是抗战时期百万出川抗敌将士的志愿和座右铭。在出川抗战的艰难历程中,川军将士表现出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以喋血疆场、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奋战,战功卓著,屡受嘉奖。
从北道出川的第22集团军官兵,由于认识到“今天的抗战,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所无的。如果战胜,则是国家之福;如果战而不胜,将……国亡家破,子子孙孙,都要作人家的奴隶牛马”。他们抗日热情极高,“由成都至宝鸡是1800多里路,跋山涉水,要走1个多月。沿途除了少数患病士兵,过后赶到外,……没有逃亡的”。到达山西前线时,北国已是冰天雪地,川军士兵仍然是单衣短裤,赤足草履,粮食又接济不上。加以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每人只背了1杆步枪和2个手榴弹,要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浴血苦战,困难之多,不难想象。但官兵们毫不畏惧,“一谈到打日本鬼子,都是精神百倍,信心十足”。
第20军杨森部也决心“为挽艰危征万里,不教倭寇事披猖”。部队出发前,所有军官都留下遗嘱,表达誓不生还的决心。有的士兵说:“这次打仗是为了子子孙孙的生存。”有的说:“我们几千里路从家乡跑出来……无非是要尽国民的责任,不使敌人长驱直入。”也有的说:“为了抗日,杀日本鬼子,我们吃些苦也(是)愿意的。如果是内战,哼,对不起,老子早就不干了。”第20军从贵州出发,步行奔赴前线时,“每天几乎要翻山越岭地走100里以上的山路,晚上又要自己打草鞋。一天又只吃到一顿干饭和一顿稀饭,有时只吃到一顿饭”。官兵虽感疲乏,但由于杀敌心切,故能日夜兼程,迅速前进。由贵阳到长沙,向例需经59天路程,但这次“竟于24天中全部到达”。该部原拟转武汉后稍事休息,但因前线军情紧急,刚到武汉即踏上了驰援淞沪的征途,加入了南翔这个“敌人锥形攻击的顶点”的血战。“他们在陈家行死守1周左右,全军死伤十之七八,下级军官牺牲殆尽,”但官兵依然前仆后继。如804团团长向文彬率部苦战,力撑危局,化险为夷,完成了任务。向文彬在一天中的3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这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第23集团军中也出现了许多誓死卫国的生动事例。1941年3月18日,该集团军的陈鸣谦部奉命布雷时,搜索排士兵庞德贤与日军巡逻队相遇,他让同伴回部队报信,自己却被抓住。日军要把他带走,他誓死不从,且“骂了鬼子一番”。残暴的日军竟挖掉了他的眼睛,割去了他的鼻子和舌头,英勇就义。
第36集团军李家钰部1944年担任殿后任务,掩护友军撤退时,李家钰派104师抢占云梦山高地。他在战前动员中说:“我们47军出川抗战是自己请缨杀敌的。现在大敌当前,正是我们保卫国家的时候!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应当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当敌人抢先占领云梦山高地后,李命吴团仰攻,夺取高地,并亲到前线督战。”上午发动进攻时,“敌弹如暴雨点似地落在仰攻行列中”,“及至冲到日军第一线阵地开展肉搏时,一营人只剩下100多人了”。下午猛冲山顶,日军的炮弹在我官兵丛中“不断开花,血肉横飞”。吴团仍强攻不息,一直坚持到入暮时分,“为1战区的后撤友军赢得了宝贵的一天时间”,使其“所有部队安全撤离绝境”,但吴团却伤亡了近千人。即使如此,官兵的抗日意志仍不稍减。当军部派员携款安抚受伤官兵时,一个断了一条腿的连长还拄着树棍走到军长跟前哭着说:“军长,我不要钱,我要打日本人。我不离开你,不离开用血换来的阵地。不要看我腿打断了,我还可以打仗,死也都要死在战场上。”
据不完全统计,8年抗战中,川军“所担任之前线,约占全国十分之二”,死于战场者多达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总计达646283人。这当中,既有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也有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中将的第21军145师师长饶国华、第41军代理军长王铭章、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第44军150师师长许国璋;还有校尉级军官王润波、李成烈等30余人,而更多的则是那些生前默默无闻,死后甚至连地址、姓名都不清楚的下级士兵。正是由于出川将士“大家都满腹杀敌报国的热血”,个个胸怀“不把日寇驱出国境,誓不生还”的决心,所以才能够使川军“临战之勇,奋斗之烈,较国内任何部分军队亦无愧色”。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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