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业军官樊建川自建八座抗战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创办人樊建川讲述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转业军官建了八座抗战博物馆

历史的沉思：置身壮士群雕中间，樊建川有历史的沉思，更有面向未来的力量。照片由建川博物馆聚落提供

新闻背景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位于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又一座新馆——日本侵华罪行馆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四个系列30余座场馆之一。

早在10年前，日本侵华罪行馆作为永久展馆，即由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大师矶崎新设计完成。如今建成竣工的展馆，建筑面积约2500余平方米。让日本侵略者“自证其罪”的物证说话，是该馆最大特色和突出亮点。整个场馆以近万件日军侵华物证、400余幅图片、十件（套）国家一级文物，通过编年史的形式佐证从1931年至1945年间日军侵华罪行。

日本侵华罪行馆，与此前陆续建成并开放的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不屈战俘馆、飞虎奇兵馆、川军抗战馆，以及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一起，构成了抗战博物馆聚落八个馆。如今，这八座抗战博物馆，共陈列国家一级文物上百件（套）。

这背后凝聚着退役军官、民营企业家樊建川1988年转业以来的许多付出与心血。

题记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

特殊地域造就特殊情结

一部电影与抗战文物

樊建川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战老兵，他自己有11年军龄。父辈们在与敌寇面对面拼杀中亲历抗战，他这一代从《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影视作品中感受抗战，可女儿和外孙女一代呢？

29年前那一声大叫，时常在樊建川耳鼓边铮铮作响，令他血脉贲张。

1986年，电影《血战台儿庄》上映。那一年，樊建川还是第三军医大学政治部干事。电影里，川军师长王铭章中弹负伤，浑身是血，挺身大叫一声：“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

那一声大叫，点燃了樊建川的激情。他开始收集抗战文物和川军资料，研究川军抗战历史，一串数字让四川出生的樊建川震惊了：地方军阀，大约30万人出川御敌；国民政府每年从四川征兵40万人，八年抗战征兵300多万人。两者相加，川军走上抗日战场达350万之众，其中64万人埋骨他乡。

从那时起，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抗战文物，樊建川总会迅即行动。2000年7月，北京一家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珍贵的抗战史料，其中有日军投降时的系列机密公文，上面列有113个侵华日军名称番号。海外商人备足资金，志在必得。

绝不让日军侵华“铁证”外流！樊建川急忙赶赴北京，最终赶在拍卖前一天，将这批史料留了下来。

日本投降那一天，日本国内怎样报道？

1996年樊建川到日本时，千方百计寻找1945年8月15日的报纸。那天特别闷热，他在东京一家书店阁楼里翻箱倒柜3个多钟头，终于找到1945年8月15日的《每日新闻》，上面刊有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报道。这张报纸后来与《中央日报》《新华日报》《黄埔军校》号外、《抗大》号外等诸多1945年8月15日当天的报纸一起，获评一件（套）国家一级文物。

日本收藏家也在与他争夺文物。樊建川像当年抗战一样到日本“反扫荡”，在京都、奈良等地购得大量“二战”时期的杂志、画报等物，统统装进集装箱运回国内。

特殊历练锻造特殊品格

愿为抗战文物吃大苦

樊建川下过乡，当过兵，上过军校，还担任过军校教员，转业后从政策研究室干事做起，一直到担任宜宾市常务副市长。再后来，辞职下海从事房地产开发，赚钱后痴迷抗战文物收藏，自讨苦吃，历经许多艰难。

最吃苦的一次是他与副馆长何新勇两人一起，到云南小山村收一只美军使用过的油桶。那天，天下着雨夹雪，他们的皮鞋泡成了水鞋，买了胶鞋换上。看到了油桶，没有英文。主人问：“你不信？”说罢，将桶里的米倒掉，一看桶底全是英文。他确信是美军当年遗存，用五只桶的价钱买下。

油桶很重，体积也大。在雨雪湿透的路上，两人上坡下坡滚着油桶走了一二里山路。当地农民找来一辆拖拉机，到靠近公路的小村子租了一辆小货车，运到昆明。到了昆明，两人吃了最大份的米线，碗比脑袋大，放了很多辣椒。

“油桶如今放在美军馆，挺漂亮，挺大气！”樊建川说，有这样的效果，再冷再饿都值得。

樊建川投资建正面战场馆，再现国民党军队抗战历史，许多国民党政要和国军老兵成了他的好友。2008年12月，樊建川应邀访台。在国民党党史馆，他看到陈列的蒋经国办公桌上，笔筒里毛笔有好几支，于是一边说“蒋经国先生抗战时在赣南做专员，也为抗战做了不少事”，一边直接拿了一支毛笔插进上衣口袋。对方非要回去不可，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吴敦义只好出来打圆场：“樊先生，理解你的心情，这样，下次到你那儿去时，给你带去，这边总要办个手续嘛！”

民间博物馆，国家不拨付费用，生存是头等大事。

抗战博物馆启动建设之初，樊建川卖掉了在成都的办公楼和加油站。有朋友问：“钱用完了，博物馆怎么办？”十几年来，樊建川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在做博物馆，百分之十的精力在维持企业集团运转。集团下属建筑公司，维修房子赚一点；参股的两家地方银行，有一些效益；做物业公司，也有一定效益。樊建川说，这些年他不得不逼着自己懂文物、懂建筑、懂艺术、懂布展、懂管理，还得懂和各方面打交道。

特殊牺牲赢得特殊收获

抗战博物馆应运而生

有句话说得好：“当你一无所有时，你便拥有了全世界。”樊建川说，有的大老板喜欢高尔夫，喜欢跑车，喜欢紫檀家具，他自己不喜欢这些，就喜欢收藏文物，抗战博物馆建立和发展的标准只有一个——做好、做好、做好。他认为，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同时又能生存，这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1997年，国家允许私人建立博物馆。国家办的博物馆登记性质为“事业”，私人办的博物馆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

有人说，让一个人完蛋，吸毒；让一个企业完蛋，建博物馆。樊建川的回答是，“四川数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可中国十几亿人中必须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考虑一些更为长远的事情。”

共产党抗战馆，樊建川不是第一个建，但国家一级文物有很多。晋察冀边区与太行军区关于救助美军飞行员的联合布告、烧制有“义勇军进行曲”的彩瓷砚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改编的命令、延安整风学习笔记、“晋察冀边区军运”布驮袋等等，都是国家一级文物。樊建川体会，办好民间博物馆，五个前提不可少：一要有信仰、热情、理想；二要征集的文物有数量，又有质量；三要筹集到建馆的大笔资金；四要学会博物馆特殊的运行管理；五要忍受长期亏损，承受维持生存的沉重压力。

樊建川最初想把收集来的文物捐给国家，直到2001年第一次将收藏的抗战文物搬到北京办展览，当场鉴评了14件（套）国家一级文物，他才下决心说服企业其他股东，创建民间的抗战博物馆。

2005年，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5个抗战主题的博物馆在大邑县安仁镇同时开建。那是樊建川一生中最忙的9个月，建好房子还要处理陈列、布展、灯光、安防。他在每一个在建馆工地立起倒计时木牌，白天死缠烂打；晚上在身下垫些纸板，睡在工地上。最终，“蛮干”的樊建川成功了，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不屈战俘馆、飞虎奇兵馆、川军抗战馆全部如期建成。后来，陆续又建成中国壮士群雕广场、抗战老兵手印广场，加上刚刚正式开放的日本侵华罪行馆，正好八座抗战博物馆。

1944年，一架援华美军战机摔在四川汶川宝顶山。2007年，樊建川获悉这一线索，立即派搜索队前往搜索，把两具起落架残骸运回，拼装成一个代表胜利的V形，樊建川命名为：飞V。寓意：飞行与胜利。

2009年5月，人民网评选“你应该关注的十个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排名靠前。

从2010年起，建川博物馆聚落初步实现收支平衡。樊建川说，现在我们还是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全国光彩事业重点项目。

特殊收藏引发特殊感悟

抗战精神的民间传播

不屈战俘馆，是建川博物馆在全国首开先河建立的。樊建川首提“抗俘”这个概念，在他看来，被俘的抗战勇士们常常遭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折磨，我方的误解，以及被俘勇士自己深深的自责和懊悔。

这一概念在不屈战俘馆出口处，女八路成本华的笑容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作为一名指挥官，她被日军俘虏并受到凌辱，但她一直保持着微笑，充满对敌人的不屑，她就是要舍生取义。这种笑容能激励民族向上，令人肃然起敬。”樊建川说，“我觉得我就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去面对凄风冷雨。”

令樊建川欣慰的是，美国国防大学来了一批学员，其中有不少将军，他们到此肃容，戴帽的自动脱帽。

2008年，在中国壮士群雕广场，一位88岁高龄的日本老兵蹒跚而来，行囊里装满日军的望远镜、信号旗、绑腿、地图等文物。除了这些，他还送给樊建川一张手绘草图说，愿意在这里塑造自己的跪像，永远向中国人民谢罪。老兵名叫盐谷保芳，参加过侵华战争，从1985年坚持每年到中国谢罪，直到他90岁，坚持了25年。

2005年8月15日，飞虎奇兵馆开馆。在这个馆里，一位84岁的美国老兵进来后，马上大哭起来。樊建川注意到，他是号啕大哭，老兵的泪腺已萎缩，没有了泪水。后来，他在轮椅里向樊建川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樊建川马上还礼，过了许久才放下。老兵名叫格鲁伯，曾在飞虎队驾驶轰炸机。他捐了不下20件抗战文物，价值无法估量。

两位老兵，一个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一个当年的援华抗日勇士。在樊建川看来，下跪，是良知；号啕，是怀念。

是啊，70年前中国赢得抗战胜利，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靠中国人民的坚贞不屈，也靠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无私支援。樊建川说，今天，谨防日本极右翼势力抬头和军国主义复活，同样离不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努力。（记者 董强 特约记者 孙绍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