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
“不用怕，我教你”
很可惜，没有收集到父亲青年时期给其父母的书信。父亲16岁时，他母亲病逝；21岁时他父亲去世。除了父母，家庭的主要成员就是配偶。现在找到父亲的书信，不少是给他的前后两位夫人写的。
说来有趣，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听说过父亲的第一位夫人何敦秀的名字，更没有见过她；只知道在老家湖南宁乡，父亲还有几个孩子，年纪都很大了，我有一个哥哥叫谢放，1937年5月也到了延安参加革命；知道我们的一些侄儿、侄女，不少比我们年纪都大，也多在北京上学。后来通过父亲的日记、书信，特别是1984年我拍电影《湘女萧萧》时，第一次回到了父亲的故居——宁乡沙田乡堆资村的南馥冲，才第一次见到何夫人的照片。知道上世纪50年代她也随其小儿子谢放到北京居住，直到1967年，88岁，没有吃过一片药，寿终正寝。
编辑和通读了从上世纪20到40年代父亲给何夫人的家信，我才渐渐地理解了父亲家庭生活的复杂境遇，才最终体会到父亲一生中在处理家庭婚姻问题上显示的理智、温情与人性的光辉。
父亲与何敦秀的婚姻完全是旧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出身一中医世家，其父亲中过举人，做过清朝官员，家教敦厚，小时读过三年私塾。那时候，父亲曾在何家附近的一个书院读书，与何敦秀的堂弟是同窗好友，多次受邀去何家玩耍，被何父看中，安排与其女见面，在两人默许下，双方家庭结下了这个姻缘。结婚时父亲只有15岁，何夫人比他长近5岁，妻子比丈夫大四至五岁，是当时当地的习俗。在1939年9月8日父亲致何夫人的信里，曾回忆说：“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
那时的“大事”，就是家族的“传宗接代”。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头15年中，共同生育了四男三女。
父亲和我母亲王定国的婚姻则是组织安排的。1937年，父亲已离开家乡、妻儿十多年了，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我父亲被派到甘肃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做毛泽东的代表。我母亲在西路军战败失散多日后，在张掖找到组织，展开了营救失散红军的工作，半年后她也来到兰州办事处工作。母亲后来跟在她身边工作的人讲（注意，不是直接和我们这些子女讲）：那时，组织上说谢老年纪大，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做时任兰州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宁乡同乡贺耀祖的统战工作，需要有夫人身份的人出面协助，希望我母亲与谢老结为伉俪。母亲犹豫了，说希望给她时间考虑，她自己在四方面军时有个相好叫张静波，是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现在不知还活着没有，希望组织上帮她打听清楚。后来查清张静波已在红军西征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母亲才同意了婚姻。
父亲是清朝科举的“末代秀才”，诗词文章，四乡闻名；而两段婚姻的夫人并不是什么“才女”，我母亲甚至还是文盲。母亲曾回忆说，结婚后，父亲写文章时让她去办公室拿 《西北日报》，拿了三次都没拿对，就奇怪地问：怎么回事？母亲才难堪地说：“我不识字。”父亲听后恍然，说：“不用怕，我教你。”父亲在母亲第一次提笔给他的信上作文字修改，那也是他们教与学的一个有趣例证。在他们相伴的34年中，母亲不仅脱了“盲”，还跟着父亲学写诗词、练书法； 晚年成为了有名的书画社会活动家。
1963年1月，父亲书写了寿诗赠与母亲，祝贺她五十大寿：“暑往寒来五十年，鬓华犹衬腊花鲜。几经桑海人犹健，俯视风云我亦仙。后乐先忧斯世事，朝锄暮饲此中天。三女五男皆似玉，纷纷舞彩在庭前。”诗文表达了他们这对“先结婚、后恋爱”的伉俪令人羡慕的夫妻情谊。
上世纪50年代末，八十岁高龄的何夫人被她参加革命工作的小儿子谢放接到北京居住后，据说父亲和母亲请她来过家里，也多次过去看望她，并经常送去生活费。何夫人曾对我母亲说：“王定国同志，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何敦秀1967年去世后，母亲又亲自过去帮助料理后事，两人互敬互重的情谊，令我们晚辈赞赏、感叹。
夫妻的亲情是家庭的基础，感情与责任并重，包容与坚持相伴，付出与获得双赢。从书信中，我们后辈可以了解与学习到许多人生的经验与道理。
“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
养育儿孙，是父亲家书里的一个主要内容。
父亲在湖南家育有四男三女，北京家有五男二女，加上后来代抚养的侄儿女、孙儿女们，不下三四十人，可谓“望族”。生而有养，养而有教，是为父母之道。书信集中收录的多数信件是写给我们这些孩子的。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值青壮年时期的湖南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北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他们“照顾”，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这一时期的不少信件里，父亲都是在教育儿孙、亲友们要安心农村生产，学习新知识，跟上新时代，过好“土改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0年1月21日在给两个大儿子的信中，他写道：“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 ‘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并写出了那首有名的诗句：“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把自己比作家乡村里有名的长工周老官，显示了父亲为民为国的共产党人本色。
“四十离家七十回”，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于1957年、1960年、1961年三次回到湖南，却只有两次去到家乡南馥冲老家。后来他在许多封信里都提到这个经历：
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值得称赞的，但也有的看不顺眼。为甚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背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
他对子女和乡干部们的浮夸接待、农村山林环境的破坏、老百姓生活困难等现状很有意见，多次写信批评、教育：
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
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
这些书信、言语中，显示的我们老一辈做人做事的清廉正派的风范，值得体味。
“一群骄而又娇”
给我们北京家里这些学龄孩子们的信，就多是学习、品德教育的事了。父亲老来又得众儿女，分外高兴，寄托着无限的期望。1945年12月15日，在八年艰苦抗战胜利之后，父亲作了一首《沁园春·为诸孩》：
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记汤饼三朝，瞳光灼灼；束修周载，口辩滔滔。饥则倾饼，倦则索抱，攀上肩头试比高。扭秧歌，又持竿打仗，也算妖娆。
一群骄而又娇，不盼他年紫束腰。只父是愚公，坚持真理；子非措大，不事文骚。居新社会学新本事，纵是庸才亦可雕。吾衰矣，作长久打算，记取今朝。
好一幅“群孩戏父”的图画啊！那时候的姐姐哥哥七八岁，我三岁，弟弟不满一岁，“一群骄而又娇”，围着六十出头的老父亲，“攀肩、索抱，持竿打仗、扭秧歌”，在父亲心中，将养儿育女的辛劳化为快乐，把培育后代与自己终生追求的“真理”、“新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岂非人生幸福的极致！
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还都是小学、中学的学龄儿童、少年，多数又住校，父亲就利用周末时间为我们集体上课：让母亲讲述童养媳的经历，忆苦思甜，请小楷书法家樊淑真来家教写毛笔字，等等。他自己则时不时给我们集体写信，让秘书打印多份发给孩子们。60年代，自大儿子谢飘到外地上学起，父亲给我们的信就多了起来，他抓紧一切可以写信的机会，如去外地开会、休养，或当孩子们给他写了信、送了礼物时，事无巨细地关心与教导着成长中的儿女们。
父亲在我们孩子们眼中一直是个慈祥老人的模样。确实，在人均寿命只有38岁的旧中国，他从五十岁起，在长征、延安时期就被称为“谢老”；花白的八字胡须，温文尔雅的性格更加深了人们对其“老人”的印象。在我孩童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伏案工作，任凭我们在周围嬉戏，打闹成一片，他仍旧提着毛笔，独自写着东西； 实在吵得无法工作了，他顶多呵斥几句，伸出虚握的拳头在我们脑壳前威胁一下。
现在当我老了，年过七十的时候，浏览父亲当年用他纯熟的毛笔书法写下的这数以百万计的著述，才开始真正进入了他的思想、情感、文化世界中去。
谢觉哉小传
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出生于湖南宁乡。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学界的先导、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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