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东
第一次为吴玉章祝寿
193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六十岁生日，当时吴老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次年11月，吴老才从重庆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议为吴老补祝六十大寿。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中央统战部、中央党校、中央财政部、鲁迅艺术文学院、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等机关、单位、团体纷纷致函祝寿。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庆祝会”。李富春在祝寿会上诵读了中共中央的祝词。
毛泽东发表即兴讲话: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吴老祝寿。想起我在三年前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我那时就说过，我们替他祝寿，不是无原因的。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欢喜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热爱他们。党外也有很多受青年尊敬的老人，例如马相伯就是一个，他做寿时我们共产党还打了贺电去，因为他主张抗日与民主政治。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么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这段祝词后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2卷。
第二次为吴玉章祝寿
1948年12月30日，是吴老七十寿辰，华北大学全体师生员工为吴玉章老校长举行了祝寿活动。
祝寿会场设在正定县天主教堂的附属礼堂。礼堂正中悬挂着两支彩灯，照射着松柏扎成的长方形花环，花环正中是一个用棉花做成的大“寿”字，而两旁则是祝寿联幛，上书:“高举新中国文化旗帜；学习老寿星革命精神。”寿桃形馒头横排摆放在礼堂前台，台子两端闪耀着两支硕大的红烛。礼堂四周的墙壁上挂满各单位、机关、团体和学校师生员工送来的贺电、贺信、贺幛、贺词等。
中共中央发来贺信:吴玉章同志:
欣逢你的七十诞辰，谨向你致热烈的庆祝！你自青年时代起，即致力于中国人民彻底解放事业，四十年来，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列。你挚爱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你笃信马列主义，你对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必能获胜的信心从未动摇，你在反革命包围威吓中有坚强不屈的表现。中国人民都敬爱你。你的七十岁生日，恰在人民解放战争快要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时候，这是你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华北大学副校长成仿吾主持祝寿大会，当吴老步入礼堂时，大家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随后，成仿吾宣读了中共中央等单位和领导同志的贺信，并介绍吴老的生平和巨大贡献。成仿吾讲话后，由来宾及学校师生员工代表宣读贺信贺词等。每次宣读完毕，都会响起热烈掌声。华北大学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表演舞蹈之后，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吴老胸前，并齐声祝寿，掌声再一次长时间响起。
在掌声中，吴玉章老人发表了《永远随时代前进》的致谢词。
提前两年为董必武祝寿
194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副部长刘少文(化名张明)在重庆红岩致电暂回延安公干的周恩来，称明年(1944年)1月3日为董必武六十寿辰，几位同志都主张在是日的《新华日报》四版出专刊，请中央领导同志写好贺电以备发表。周恩来将此电交毛泽东批阅，毛即请周恩来替中央拟一贺电。
12月2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黄炎培率先寄送祝寿诗:
平生谢绝人称寿，亦少人前祝寿来。吾子长年须厚爱，中华元气待深培。平和露出刚方性，渊默能兼激辩才。世象日新人不老，大同梦境况恢恢。
诗后附语说:
余与兄自民纪廿七年七月十八日汉口中路八十三号寓庐握晤订交，六年以来，一月数晤，乃至一旬数晤，晤必纵谈时局，深佩兄于论事论人，平而不苛，深入而能客观。吾人理想，大致相同，欲从国家民族达于全人类，平其不平，乐其乐而利其利，意兄亦谓然也。中华之气，凋敝已极。逐寇难，寇去而有以善其后，则尤难，兄教何以教我。
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代中央起草的贺寿电:
董必武同志:
庆贺您的六十大寿！您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二十二年来，您经历无数艰辛，始终不息地为党工作。现在您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您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您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祝您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44年元旦1月2日，董老为表谢忱，特作《谢寿》七律二首:
谢寿
新年连日诸友好宴集，为余做生日，感奋不寐，枕上口占二律谢之。
其一恰逢令节为生日，杯酒延年共举卮。诸子情深殊可感，藐躬德薄不相宜。新中国仅雏形具，大亚东惊怪影驰。实现民权要努力，同登仁寿域何疑。
其二我似老牛鞭不动，后推前挽总蹒跚。愚公未惜移山力，壮士须怀断腕观。大局隐忧为破坏，小民私祝是平安。晨鸡屡作声喔喔，反复叮咛报夜阑。
1月3日，在重庆为董老举行了隆重的祝寿会。当日，董必武在给中共中央的谢寿电中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
其实，董必武出生于1886年3月5日，到1946年才是六十正寿。那么，为什么要提前两年祝寿呢？董老在1956年3月5日《七十自寿》诗序中给出了答案:“1944年1月在重庆，友好为我六十生日称觞，多赐诗祝寿。当时重庆政治空气恶劣，友好晤面不易。借祝寿集会为避禁网之一法。实则彼时我距六十当有两年，故漫应之。”也就是说，这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以及对重庆红岩、曾家岩的严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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