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金风送爽【3】

3．项南调农机部门工作后，接连推出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项南40岁蒙冤，花甲平反。

这年新春，从中南海传来令项南异常兴奋的消息。1966年2月5日，正是立春后的第一天，湖北省委向中央报告了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在这份报告上作了批示：

任重同志：

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引自《项南画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

毛泽东在批示中，展示了他的农机宏图。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时间表，中国要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这年新春，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八机部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管理计划会议，讨论《农业机械化“三五”规划要点》，项南在会上作了《用毛泽东思想作指针，破除洋框框，走自己的路》的专题发言，全面论述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项南在报告中指出：“对于如何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毛主席有很完整很系统的论述。最近我们把主席对这方面的直接指示和间接批示汇集起来就有40条之多。”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指示精神，项南在这个发言中大胆而审慎地提出了关于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速度与程度的设想。他说，从全国各省区来看，前5年，是否可以这样设想，一方面抓紧农机工业建设，一方面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和京沪地区基本实现机械化；7年内在湖北、广东、江苏、东北三省、新疆等省区实现机械化；10年内在大多数省区争取基本实现机械化；一部分省区在15年内基本实现机械化。

那时候，无论是项南还是其他党内高级干部，都对毛泽东提出的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深信不疑。在当时看来，这并非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式的空想，它有10年的农机工业建设与积累为坚实基础，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迎着明媚的春光，项南心中十分自信，他憧憬的农机化前景，似乎很快就会在脚下踩着的大地上实现了。“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春风就像年幼时母亲的手抚摸着自己的脸颊。他仿佛看到了一长串的康拜因拖拉机在前进，风里带来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合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卉的芬芳。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跟春风流水应和着。大草山上骑在牛背上牧人的短笛，这时也在嘹亮地吹奏着客家山歌调儿。但他们成群放牧的已不是以往犁田的耕牛，而是专供冠豸山美食家们烹调“全牛宴”和“涮九门头”盛餐的菜牛，这是我们闽西老家最美的农家菜啊！

那天上班，项南还沉浸在“耕牛更名为菜牛”美丽的遐想中，他走进部长办公室，把一份新的调研报告递给陈正人审阅，突然说：“正人同志，待到耕牛更名为菜牛，我们的农业机械化，该化到什么程度啦？”

陈正人一怔：“你这个铁项头，又在做什么美梦，说什么梦话呀！”

“噢！”项南这才清醒过来，笑了一笑，把一份新的农机工作调研报告递给部长审阅，推开窗户，自言自语地说：“自古道，春色撩人，爱花风如扇，柳烟成阵……”说着，他回到自己办公桌上，又埋头在一堆公文中。

但是，项南农机化的美梦，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被打进了十八层地狱。“五一六通知”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令，神州大地陷入灾难的濒临崩溃的边沿。似于韩愈诗云：“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

在“炮打司令部”的隆隆炮声中，八机部大院贴出许多大字报，重点是批判部长陈正人，同时扯出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项南身为农业局局长，并不是八机部的重要“当权派”，但是名字也在其中，这点他并不奇怪，因为还有另几位厅局级干部被点名。有点出乎他意料的是，离开数年的团中央机关大院，居然也贴出了他的大字报。

这是怎么回事呢？按说，项南调出团中央已经八年多，早已是个“死老虎”了，难道还逃不出厄运？原来事出有因：团中央的造反派本来集中批斗当权派“三胡一王”（即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王伟），岂料一位老资格的团中央书记在批斗会上检讨时，说了一句“聪明话”：“如果说我工作中有错的话，最大的错误就是对项南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批判不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话果然激起造反派的愤怒，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团中央大院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很快出现了“打倒项南！”“把走资派项南揪回来批斗！”等标语和大字报。项南的几个孩子小白、小蓝、小绿经常和小伙伴在团中央大院玩，也常常在人群中看热闹，现在却忽然看到要将父亲揪回来批斗的大字报，不禁惊慌失措跑回家：“爸爸要挨批斗了……”

项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的批斗和迫害后，被下放黑龙江和河南“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年底的一天，严冬似乎到达“尾声”了，“五七干校”一位军代表突然通知他回北京，说是要给他重新安排工作。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尽快在中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念头。在这种情况下，总得有懂专业的领导干部来负责实施。

1971年开春，首都还看不到绽开的迎春花，但气候稍为暖和了一些。项南一到北京，就有人找到他谈了工作安排问题。最初得到的消息是，到大西北出任宝成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项南对铁路建设一无所知，但组织的安排他只能服从。正当他打点行装准备赴任时，情况又有变化。他被留在北京，仍然回到农机战线，被任命为一机部农机化领导小组组长。敏感的“铁项头”这时仿佛看到了农机化露头的新春曙光，内心浮动着谨慎的乐观，似乎又有了一丝的希望。

从1966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三次召开了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项南参加了这三次会议，也是会议文件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项南就与当时分管农业的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有过接触。项南的工作能力和对农机事业的见识，给华国锋留下了深刻印象。1970年秋，华国锋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协助周恩来主管农业工作，他在解放领导干部的名单上看到项南的名字和拟任职务时，觉得让项南去搞铁路显然不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时，提出让项南重回农机口。总理立即表示同意。

转眼间又是“金风送爽”时，祖国大地都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一片欢腾之中，随之而来的是紧张而忙碌的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北京的金水桥，到闽西的冠豸山，神州大地都沸腾了。欢庆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老少男女，倾城而出。从礼花的纷飞中，从爆竹的脆响中，从举国上下的一片欢腾中，宣告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纪元！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项南这时突然又哼起毛泽东在闽西写下的《采桑子?重阳》的名诗。他想，经受锻炼的中国人民摧枯拉朽，要扫尽一切妖魔鬼怪。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灿烂春天。从此感到春意盎然，有如置身于姹紫嫣红的百花园里。而那些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历史无情，人民将把他们扫进时代的垃圾堆。项南越想，劲头越大，在百忙中完成的《美国农业机械化考察报告》，直到第二年初才通过一机部和农林部送呈中央有关领导。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等领导人十分重视项南的这个考察报告，专门在中南海听取了项南的汇报。

十年“文化大革命”，积案如山。许多受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来北京，找中央组织部反映情况，请求解决，却受到冷漠的待遇，“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使老干部们反映强烈。稍后，中央改组了中组部，调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知道项南父亲远在闽西的情况。一天开会时遇到项南，便问道：“为什么不把你的老父亲接到北京来照顾？”项南有口难言，只好将前组织部领导“为难”的话复述一遍。胡耀邦听罢，气愤地说：“乱弹琴！”他要项南再打一份报告，并很快在上面批示：“同意将革命老人项与年接来北京治病。”

但为时已晚，项与年病体此时已经过于虚弱。龙岩地委将他送进地区第一医院检查时发现，老人患有严重肺炎，不宜远行。项南同意龙岩地委的意见，先安排老人住院治疗，待好转之后再护送到北京。奈何项与年病情日重，终因肺部衰竭于1978年10月2日在龙岩去世，享年82岁。

噩耗传到北京时，项南正要率团出国访问，他只得委托汪志馨代他回家乡料理丧事。获悉项与年病逝的消息，曾任项与年老领导的习仲勋亲自去邮局，发出饱含深情的千余字唁电，悼念这位坚贞不屈的老战友：

“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他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的地下斗争，把项与年塑造成一个机智勇敢、沉着坚定、不事张扬、不怕任何困难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悼念和缅怀项与年（梁明德）对革命的贡献。中共辽宁省委于1978年11月7日举行了追悼会。项南与汪志馨乘火车抵达沈阳，参加了这个追悼会。追悼会场摆放了项与年的老战友习仲勋、黄火青以及罗青长等人送的花圈。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出席了追悼会。他在会场上见到项南和汪志馨，有些好奇地问：“你们怎么来了？你们是怎么认识梁明德同志的？”项南说明梁明德是自己的父亲，任仲夷才恍然大悟。

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陆续回到领导岗位。经过胡耀邦等人具体落实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聚焦于如何更快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

一个历史机遇朝项南扑面而来。像他那样经受住“文化大革命”考验，年富力强而又懂业务、肯钻研的干部，此刻备受国家青睐。1979年2月，原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项南，担任重新组建的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不久，改革、开放、搞活的重大战略方针刚刚付诸实施，项南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推进农机工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艰苦工作中。当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农业机械化为重要的农用生产资料，必须是公有制，农民个人是不能拥有的。当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开始将拖拉机卖给农民时，农机部领导曾对农民个人能否购买农业机械认识也不一致。项南认为，农民拥有自用的生产资料，只有利于农业生产，而无损于公有制，因而他对农民个人购买农业机械给予坚决支持。后来国务院于1984年2月27日正式发文规定私人可买农业机械，但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行动上，农机行业都超前了一步，这与项南思想解放、不怕责难、敢于改革创新是分不开的。

尽管受到重用，项南仍然背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他相信随着历史的进步，冤案一定会获得平反。因此他并未急于要求组织为自己平反和落实政策，而是集中精力抓工作。

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之后，对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倾注心血。无论是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还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冤案，他都顶着重重阻力，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气概着手平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和中纪委第三书记。对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他牵肠挂肚，决心搞个彻底。

为了尽快平反项南的冤案，胡耀邦经过慎重考虑，于1978年12月25日写信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野苹及中组部干审局、经济局，信中写道：

我认为1958—1959年团中央对项南同志的处分是过大的，不恰当的，是应该撤销的。对他的处分决定，因为发给了全国，撤销时，也应相应地发下去。至于责任问题，我当时是团中央第一书记，理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应如何甄别撤销，因为时间已久，我对许多情节记不清楚了。你们办起来也一定感到棘手。我的意见是：先找到当时的决议起草人，经手人，同项南同志一起，先写出一个甄别撤销草稿，由当时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常委（我、刘西元、胡克实、王伟等人）共同写个意见，然后作出决定。此事，请你们一定抽出二、三位同志办一下（也可说是帮帮我的忙，因为这一案件办不好，我心中是很不安的）。

胡耀邦这封信显然是带着感情写的，他甚至对项南问题的甄别、平反步骤提出具体建议。接到胡耀邦的这封信，陈野苹等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立即会同团中央着手处理此事。他们找到团中央当年的老同志，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项南一案进行仔细的调查、甄别，然后郑重作出平反的结论。

团中央为此特向中共中央呈上《关于为项南同志平反的报告》，党中央于1979年3月30日批复，全文如下：

共青团中央：

中央同意你们《关于为项南同志平反的报告》。一九五八年团的三届三中全会对项南同志的批判和处理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撤销一九五八年《关于项南错误的决议》及原处分决定，恢复其原工资级别。你们可将为项南同志平反的报告通报各省、市、自治区团委，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对因项南同志问题受株连者，亦按此精神，妥善处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共青团中央于1979年5月14日向全国发出《共青团中央关于为项南同志平反的通报》。

颠倒的历史，终于颠倒过来了。40岁蒙冤受屈，花甲之年获得平反：长达21年的冤屈之后，历史总算给了一个公道。项南在获得平反之后，表现出难得的冷静，并无欣喜若狂之态。他对胡耀邦勇于承担责任、平反冤案的举动当然是感激的，然而作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他深思道：一个革命政党，能改正自身的错误固然好，但是能够有效地避免产生冤假错案岂不更好？究竟有什么办法、有什么样的机制能够避免失误，避免历史悲剧的产生呢？这显然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他从心底希望，这类冤案今后再也不要发生了。

项南是典型的思想者。尽管每日工作繁忙，但他对个人命运与历史、时代关系的思索始终没有停止。1979年11月18日，项南与汪志馨看了话剧《报春花》，很有感慨，在当天日记中，他充满感情地写道：

晚上，同志馨到怀仁堂看了辽宁省话剧团李默然同志主演的《报春花》。我含着热泪看完了这出激动人心的戏。我也是戏中人之一啊！

这几十年，出现的悲剧还少吗？别人害了我，我也害了人，内心感到了沉重的谴责。我因为直言，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我因为不坚决，又犯了许多错误，这是真正的时代悲剧……

严于责己，宽以待人。这就是项南风格。痛定思痛的时候，项南像鲁迅提倡的那样严格地解剖自己，不宽恕自己的“不坚决”，不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的围攻中说过违心的话而开脱，不因自己是时代悲剧的受难者而逍遥。尽管自己从灵魂到躯体吃了很多苦头，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一幕时代悲剧之中，是应该负有一份责任的。

自身的遭遇，给项南两点重要启示：一是被人整实在是一种痛苦，自己在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整人；二是对别人的冤案，一定要予以关心与同情，调查清楚之后，一定要积极促进平反昭雪。

“冠豸之子”就有冠豸山的心胸。项南对于当年曾经错误地批他、整他的人毫不计较，还与他们时有来往，对过去的事情一笑了之。项南发现，经过一场浩劫，那几位当年充当打手的同事，明显地变老了，见面时神态也不免有些尴尬。其实他们又何尝不是政治的牺牲品？在项南的日记中，项南对他们并没有仇恨和怨言，偶尔提及见到当年落井下石者，他写的无非是“某某也老了”，流露出一种对生命的悲悯和对人生的彻悟。

其实，项南这时也没有时间去计较当年冤案的恩恩怨怨。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神州大地、春潮激荡的日子里，他思考更多的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的变迁。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他还在东郊农场劳动，时有老乡前来谈及邓子恢回乡调研，倡导支持农民“大包干”的故事，尽管随即又受到批判，但对农村情况了如指掌的项南，对邓老的宏大气魄和故乡农民创新体制的尝试，内心是很激动和支持的。他知道实践出真知，预测农民欢迎邓老倡导的“大包干”，将来一定会在希望的田野上推广实施的。

这期间，项南还到江苏、湖北等地考察。他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农村基层干部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尽快致富，但是一接触到实质问题，一些干部就顾虑重重。比如，农民拍手欢迎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少干部就不敢理直气壮地推行；有人听到“包产到组”，就不寒而栗。

项南感到有必要站出来支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他有针对性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丰收背后还有问题》，呼吁“要解开极左这根绳索”。他写道：“超产有奖，减产受罚，奖罚分明，简便易行。把产量和责任，把责任和社员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有什么不好呢？有些同志明知责任制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还是怕担风险，要‘等等看’，实际上是怕人说‘右倾’，被‘四人帮’那条极左绳索捆怕了。”

项南在这篇文章中，以实地调查获取的事例，点明极左的东西还在农村阻碍改革的进行：“有些极左的东西，至今还没有肃清……不敢推行责任制，所以有些政策总是落实不了。还有是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习惯于行政命令，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对社员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承认差异，多劳不能多得，怕富，怕冒尖……”项南明确指出：“极左流毒不肃清，思想不解放，农村既‘活’不了，更‘富’不起来。”

作为农机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的项南，惜才爱才，在用人方面很有创新，在干部选拔等问题上坚持选贤用能的原则。对于那种歧视知识分子的做法，项南尽力予以纠正。由于复杂的原因，项南的诸多设想在农机部提出来的时候，并不能马上被接受，因为部里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些顾虑；或是限于客观条件无法实施。这使项南多少感到遗憾，不免有壮志难酬的慨叹。

但是，项南这时没有料到，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大好形势，自己的命运又将出现新的转折。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正在召唤着他，党和人民将在他的肩膀上，赋予什么样的重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