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从江浙沪走出来的国共两党领导人》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记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此次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了他在党内的职务，选出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出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现对文章摘编如下：
1927年6月17日，武汉政府正式向鲍罗廷提交了解聘书，鲍罗廷知道国共合作大势已去，但直到7月上旬共产国际决定破裂与武汉政府关系，鲍罗廷才开始安排撤退。
7月13日，瞿秋白陪同鲍罗廷离开武汉，前往江西庐山联络张发奎。当时，共产党军事力量仅有叶挺的一个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他们都属于张发奎的第四军。而鲍罗廷与张发奎私交甚好，他将扭转败局的希望寄托在张发奎身上。
就在鲍罗廷与瞿秋白在庐山密商国共分裂后撤退方案之时，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开始了分共、限共。在此情况下，改组中央已经迫在眉睫。返回武汉后，瞿秋白立刻找到张国焘，向他说明鲍罗廷对改组中共中央的的提议：
“鲍罗廷希望我们能够继续领导中央，由你主持实际工作，我主持理论研究。”
张国焘听后双眉紧皱，一言不发。瞿秋白知道张国焘对这个两人平起平坐的提议并不满意，只能装作不在意，继续说：
“这几天在庐山，鲍罗廷和我进行了冷静的探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的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失去信任。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承担起这个责任。”
“要谁承担，某个人还是集体？”张国焘对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他与蔡和森都不止一次地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发生冲突，怀疑甚至反对过共产国际的决定，因此担心鲍罗廷会把自己推出来当替罪羊。但瞿秋白说：“如果这一失败责任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我们大家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张国焘默认了瞿秋白的提议。
7月23日，新一任共产国际代表29岁的罗明纳兹抵达武汉，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开始改组中央。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的信任也曾动摇，但与其他人相比，他对共产国际的拥护与对其指示的执行是不折不扣的。加上与其他人相比，他对苏联更为了解，又有鲍罗廷的推荐，罗明纳兹首先对瞿秋白产生了好感。
事实上，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改组考虑最多的，并不是谁更能胜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务，而是谁更能听命于共产国际，以确保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共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因此，有争议的张国焘便被排除在罗明纳兹内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人选之外，被借故派遣去南昌试图阻止南昌暴动。
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瞿秋白站在房间一头，他推了下鼻梁上的散光眼镜，环视着到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机关、共青团中央、地方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共21人，宣布了八七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由他和李维汉共同主持。
由于瞿秋白早先已经对陈独秀进行了系统批判，加上此时共产国际决心铲除中央领导层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这次会议进行得十分顺利。罗明纳兹作为会议的核心人物，在纠正陈独秀“错误路线”上表现得毫不手软，他将自己和共产国际“左”的错误带入中共，同时开辟了中共对犯错误同志进行过火的宗派主义斗争的先例。
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瞿秋白当选政治局委员，并于8月9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三名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由瞿秋白负总责，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
瞿秋白得以出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除得益于共产国际及罗明纳兹的信任与支持外，同时得益于他对陈独秀错误的批判鲜明、犀利，具备较高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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