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与当代中国史研究【3】

培养当代中国史研究队伍

在开拓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领导研究、撰写国史稿的同时，邓力群关注建立当代中国史研究队伍。当代中国史研究队伍最早的基础，是《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

邓力群在着手当代中国史学科建立的同时即着手建立专门的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机构，并借此延揽人才。

1989年，邓力群、《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和胡绳同志商量，《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同时搞一个名称，就是当代中国研究所。即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同时进行两方面工作。到20世纪90年代初，邓力群与其他几位中央领导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研究当代中国史的专门机构的意见。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意见，确定了当代中国研究所领导班子的人选，同时决定该所由时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领导。邓力群开始着手调配研究人员、后勤行政人员，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在调配研究人员问题上，胸襟开阔的邓力群采取的是五湖四海原则。他经常亲自多方面了解考察研究人员，努力发现适合这方面研究的人才。

笔者原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学术专著。大概是邓力群通过某种渠道了解到笔者发表的学术成果，又侧面进行了认真考察，便有了将我调到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想法。邓力群此前根本不认识我，但他却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吴介民同志找我多次谈话，一方面了解、考察我，另一方面也向我介绍当代中国史研究学科。几次谈话后，我才知道，是邓力群委托吴介民同志和我谈话的。之后，邓力群通过吴介民同志，邀请我到他家里，和我谈话。首次见面谈话，邓力群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高尚的思想境界、广博的学识、宽广的胸怀，就令我十分敬佩。这次谈话后，我心里感到很畅快。后来，邓力群又多次请我到他家里谈话，话题不限，海阔天空。他还邀请我参加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多次聆听他在国史研究方面的深刻见解。后来，我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有了较深认识，也出于对邓力群高尚品德、渊博学识、严谨治学精神的敬重，在原单位很受器重的我，心甘情愿同意到当代中国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邓力群为调配研究人员，花费了很多心血。对于从外地调京的研究人员，邓力群责成有关人员努力帮助解决户口、住房、家属随调、医疗待遇等问题。有的同志的问题解决迟缓一点儿时，他就多次催促，亲自过问。调来的研究人员，他按照以前的学术背景和专长，安排合适的研究岗位。在邓力群的亲自关心和安排下，当代中国研究所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即调来一批干部，形成了科研、后勤、资料三大部分。20世纪90年代初，当代中国研究所正式建立，陈云为当代中国研究所题写了所名。

当代中国研究所当时是中央直接领导下的部级单位。当时调来的研究人员，多数都已经不算年轻了。看得远的邓力群，从学术发展和事业接续角度考虑，特别注重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和使用。那个时候，博士研究生还不多，邓力群通过严格考察，调来了几名博士研究生，并且热心培养，大胆使用。有的博士研究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锻炼，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有的在学术上取得丰硕成果，取得高级职称。当有的很有能力的年轻研究人员出于种种考虑，想要调离当代中国研究所时，邓力群总是亲自出面谈话，了解其思想和困难，积极帮助解决，以真诚和热心挽留。如果有的年轻研究人员确实另外找到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工作单位，邓力群也由衷为他们高兴，同意调离。

邓力群对研究人员的研究尤其关心。他经常给研究人员出题目，和他们谈研究思路，谈自己的研究体会，甚至谈某些研究论文的写法，推敲某些用语。有一次，笔者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内部召开的国史研究讨论会上，谈自己研究某项课题的体会时，用了一个词“无与伦比”。发言后，邓力群讲话，对笔者的研究成果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指出，我们搞研究，写文章，讲话，都尽量不要用“无与伦比”这类极端性的词汇。邓力群的这个话，笔者一直牢记在心。

邓力群在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人员一起研究、讨论的过程中，他治史的宏大目光，对历史事件本质的深刻洞察力，严谨的治学态度，给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同志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也是他传给当代中国史研究者们的宝贵财富。

邓力群治学严谨，令人敬佩。一次，几位研究人员到他家里，和他一起研究国史稿某卷的写作问题。他指着桌子上放着的某单位编纂后送到他那里请他提意见的资料类材料说，这份资料，时间核对得很准确。以后你们写研究论文，可以拿来核对一下时间，看自己所记时间是否准确，这虽然用不了多长时间，但这个功夫要下。治史，时间准确非常重要。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力群讲到，搞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人，要不为名利所累，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做学问，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和思想准备。

邓力群尤其关心当代中国史研究人员树立正确理想信念和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问题，他认为，从事国史研究和写作的人，在这方面不能出问题，否则，就不可能写出好的国史研究论文，更谈不上正确撰写国史稿。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力群引用陈云生前的话：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撬辫子”。邓力群给大家解释，什么叫“撬辫子”，“撬辫子”就是上海话“死”的意思，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死。讲这个话时，邓力群非常激动，年事已高的他，声音也很高，并且重复多遍。

邓力群多次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同志，心中要装着人民，研究国史时，要切实了解当时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意愿。在这方面，邓力群做出了榜样。当代中国研究所凡是下去调研的同志或者挂职锻炼的同志回来，邓力群首先询问的是基层工人、农民生活情况怎么样，干群关系怎么样。记得有一次邓力群在国史研讨会上谈到1958年“大跃进”之后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方农民艰难生活状况时，情绪很激动，眼睛里含着泪花。

研究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坚持历史唯物辩证法，是邓力群对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同志反复强调的原则。他说过：“我们要如实地认识我们的历史条件、历史实践，从而真实、准确地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换句话说，就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表述历史。”“历史不能任人涂抹。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要尊重我们的革命先烈，要尊重革命先烈所创造的事业。”他特别推崇古代那些正直的对历史负责的史官的治史精神，他多次讲过“笔则笔之，削则削之”这8个字，认为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实事求是精神。他主张，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要如实，“有错误，不隐讳，不害怕揭露。该肯定的，也不要动摇。不能因为在新的条件下实行新的政策，就要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什么都不对，甚至好像中国什么都不行，民族不行，国家不行，人民不行，制度、党都不行。自己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无地自容，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他本人也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在研究1976年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时，本来是这段历史经历者的他，仍然大量收集并深入研究了当时的许多重大史料，筛选最真实可靠的材料，认真分析，反复推敲，然后谈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不可低估，它在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命运中起着重大作用。邓力群在研究改革开放前30年和之后30年历史关系时，几次讲到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一些问题做出重要区分。他的这个研究成果，为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关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过程这段历史时，研究人员感到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还很欠缺。为了给研究人员提供更多更翔实的材料，曾经陪毛泽东读书的邓力群，根据记录，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整理出来，并且用自己的工资，少量印制，作为研究当代中国史学者的内部参考资料。这份资料十分珍贵。后来，部分内容被收入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为了给当代中国史研究者们提供更多的研究参考书籍，邓力群于2002年，把自己几十年的藏书全部无偿捐给当代中国研究所图书资料室。捐书那天，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几名年轻力壮的同志，到邓力群家里搬运书籍。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邓力群让秘书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厅处，慈祥地和来搬书的同志一一握手打招呼，微笑地看着他的书籍被打包装车。搬书的同志们离开时，他站起来，迈着缓慢的步子，把大家送到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