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民主斗士邹韬奋【2】

四、“我无法保障它，还能保障什么！”

邹韬奋经常向人说：“最大的愿望是办好一个刊物。”一到武汉，他全力以赴抓紧《全民抗战》的编辑发行工作，以新的内容，在新的天地里，同更多的读者交心。正如金仲华所说，邹韬奋“爱刊如命，办刊成癖”。他的“爱”和“癖”都是着眼于读者。不管他多么忙，他都挤出时间，阅读读者来信和接待读者来访，他从不让读者失望。因为，他一直把读者看作是激发自己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办店和办刊一样，不仅是他进行抗战的斗争据点，也是他从事文化事业的基地。在上海时，刊店是合一的，从武汉到重庆后，在抗战的大形势下，邹韬奋不失时机地发展生活书店，经过努力，不到两年时间里，在50多处开设了分店。这是生活书店发展的鼎盛时期，邹韬奋忆起这一时期时，一方面感到兴奋和欣慰，另一方面也回味着其中的辛酸和苦辣。他在《抗战以来》中写道：“往内地建立工作据点的同事，号称‘经理’，实际上等于流亡。因为交通拥挤，曾有同事乘船被挤得落下水去，勉强获救，得全生命。有的同事因经济困窘，登岸后即在码头露宿一宵，然后努力建立新的工作据点，执行‘经理’职务。”

生活书店不断扩张及大量进步书籍的出版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嫉恨，于是生活书店和邹韬奋便成了他们连连打击的目标，工作人员被捕，大批分店遭封。国民党对生活书店如此摧残，邹韬奋愤怒不止，在短短几个月内，成批封闭书店和逮捕人员，这不可能是各地随意胡来，一定是国民党中央有密令下达。为此邹韬奋到中宣部，找到部长叶楚伧、副部长潘公展，请他们主持公道。邹韬奋说明“生活”并没有不服从法令，也没有不接受纠正的事实。叶、潘佯说他们不知道此事，是“地方党部的行为”，让邹韬奋静候“查明具报”。其实，这是推托的谎言，有朋友谈起从国民党中央党部传出的消息：说中央党部已决定先封闭“生活”的各分店，然后进而封闭重庆总店，并且他们还看到了这种密令。

国民党中央党部对生活书店看作既定拔除的眼中钉，叶楚伧和潘公展公然提出：要生活书店和正中书店及独立出版社联合，在3个机构之上组织一个总管理处或成立一个董事会，主持一切。这样，一则可能使党部放心，二则可由竞争而增加效益，三则可避免各地方当局对“生活”为难，得到依法保障。

为了捍卫生活书店，邹韬奋曾访陈布雷。当听了邹韬奋的诚恳讲述的事实之后，陈布雷说：“韬奋兄，党里有些同志认为你们所办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妨碍了他们所办的文化事业的发展。”邹韬奋对这种说法指出：“事业发展有其本身积极努力的因素，应该在工作努力上比赛，不应凭借政治力量给予对方以压迫和摧残。”

徐恩曾是邹韬奋从中学到大学的机电科的同班同学。按徐的身份和地位，对共产党当然破口大骂，这并不奇怪。而邹韬奋向徐恩曾说明，国民党摧残进步文化事业的如此不合理，并直接问他：“依我们老同学的友谊，彼此都可以说老实话，你是主持特务的，依你所得材料，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徐恩曾微笑着说：“我‘跟’了你七年之久，未能证明你是共产党。”邹韬奋说：“既然如此，你何必对我说了许多关于共产党的话？”徐恩曾很直率地说：“到了现在的时候，不做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的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邹韬奋说：“我的工作是完全公开的，无论是出书或出刊物，无论是写书或写文章在刊物上发表，都经过政府设立的审查机关的审查，审查通过的文章不能再归罪于我吧？如果我们做的工作是为共产党工作，审查机关是国民党的机关，为什么通过呢？”徐恩曾说：“有许多事情不能见于法令，与审查的通过不相干，要你自己明白其意而为之。”邹韬奋老实地对他说：“做一个光明磊落的国民，只能做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光明磊落的事情，遵守国家法令就是光明磊落的事情，我不能于国家法令之外，做任何私人或私党的走狗！”徐恩曾希望邹韬奋加入国民党。邹韬奋说：无缘无故连封10多家书店，把无辜的工作人员拘捕。“在这样无理压迫下要我入党，无异叫我屈膝，中国读书人是最讲气节的，这也是民族气节的一个根源，即使我屈膝，你们得到这样一个无人格的党员有何益处？”关于“生活”，徐恩曾说中宣部主张和党办的正中书局等合并，是表示国民党看得起“生活”，应该赶紧接受！邹韬奋当然无法“仰承旨意”，也就谦然结束了这番谈话。

到1940年6月，生活书店50多个分店，在国民党打击摧残下，只剩下6个分店。

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中央党部把重庆各报馆请来制定宣传要点，讲明该这样做，不该那样做。一些反动报刊迎合国民党要求，大骂新四军，只有邹韬奋卓尔不群，自成观点写成一篇。正准备发表，不料国民党新闻检查时，全文被审查官扣留，而且，勒令《全民抗战》停刊。紧接着生活书店在昆明、成都、桂林、贵阳等5个分店全被查封，只保留重庆一个分店了。同样，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所有分店，除重庆外，也被封闭了。邹韬奋心急如焚，食眠俱废。2月21日晚，他匆匆到了沈钧儒家，神色有点仓皇，手里拿到几份电报，眼眶里含着带怒的泪水，向沈钧儒说：“这是什么景象！一点不要理由，就这样干完了我的书店！我无法保障它，还能保障什么！我决意走了。”他决意辞去国民参政员。他在辞职信中写到：“二三年来之实际经验，深觉提议等于废纸，会议徒具形式，精神上时感深刻之痛苦，但以顾全大局，希望有徐图挽救之机会，故未忍遽尔言去耳。”生活书店努力抗战建国文化“十六年之惨淡经营，五十余处分店，至此已全部被毁。”“一部分文化事业被违法摧残之事小，民权毫无保障之事大。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韬奋苟犹列身议席，无异自侮。即在会外欲勉守文化岗位，有所努力，亦为事实所不许。故决计远离，暂以尽心于译著，自藏愚拙。临行匆促，未能尽所欲言。”2月25日，邹韬奋在夫人沈粹缜的依依不舍中告别重庆。刚刚到达桂林，当地国民党特务就接到电报：扣留邹韬奋。不等特务们作出反应，邹韬奋就乘飞机去了香港。

五、“文化游击队从香港转移”

邹韬奋出走香港并不是消极的避难，而是利用自己的口和笔，进行业已熟练的战斗。他一到香港就与先抵达香港的范长江，作了一次心情舒畅的交谈。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见解，彼此都是献身于新闻记者所从事的事业。范长江以中国新闻社创办人的身份，到了香港与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和港绅邓文田等筹办了《华商报》。在范长江的鼓动下，邹韬奋为《华商报》撰写长篇，把他在重庆参加政治活动所接触的事实做一番检讨，以助民主运动。这就是长篇连载《抗战以来》。同时，他还为《华商报》写了不少政论文章，后来编辑为《对反对民主的抗争》一书。

1941年4月间，大批文化人从重庆桂林等地纷纷到了香港，报刊也顿时增多起来。除了《华商报》外，参政员梁漱溟也来香港筹办《光明报》，黄炎培创办《国讯》旬刊。一些救国会留港会员创办《救国丛刊》。香港的文化空气盛极一时。正是这个时候，邹韬奋把在上海出刊被查禁的《大众生活》周刊在香港复刊。邹韬奋除了参加民主政治活动外，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入编刊物和写文章中。当时，他在写信给沈钧儒说：“每一天要写若干字数的文字，还要开会，忙得不亦乐乎；到了晚上，放下笔杆，倒头便睡，真如僵尸一般。”他写作之勤，文章之多，真是紧张得恨不得分身去承担。有人说他“性急”，他自己也承认“性急”的缺点，但与他一起相处、亲自目睹他这段紧张生活的茅盾则说：“我倒觉得韬奋的嫉恶如仇、说干就干、充满信心、极端负责的精神，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九龙、香港被日本占领。邹韬奋的特殊身份成为日本间谍和汪伪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务所关注的对象。在此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邹韬奋不断地搬迁、躲藏、流离失所，没有一天安静的日子。在这种状况下，邹韬奋不仅不能编刊，写作停止，就是必要的食宿也成问题。

而在此时，一场由中共领导的一场大救援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组织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撤退。同日，周恩来按中共中央指示，向香港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两次急电布置工作：估计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期，而上海交通已断绝，因此，在港人员的退路，除去广州湾和东江外，马来西亚亦可去一些；将撤回内地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文化界的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可来重庆，戏剧界的朋友可由夏衍组织一旅行团，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极少数的朋友可去马来亚。少部分能留港者尽量留下，但必须符合秘密条件。继而又电廖承志，询问香港文化界人士撤退和安置情况，并叮嘱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以便使他们安全离港。他特别关注当时国民党特务准备迫害的柳亚子和邹韬奋，又电南委书记方方，要指定专人负责护送，确保他们的安全。撤退、疏散及帮助朋友的经费，均由中共在港的存款中开支。

12月9日，周恩来在发出上述急电的第二天，又向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央书记处致电，再次对撤退在港朋友和党的工作同志具体布置。同时，分电南委、桂林统战委员会，要他们作好接应及转送工作。以后，周恩来又对撤出人员的去向、工作、家属的安排、交通生活费用的支付，留港人员的工作等等，作了详尽的指示。

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立即组织在港同志投入工作，及时同南委、粤南省委、东江游击队、琼崖游击队、桂林统战委员会等取得了联系，并由廖承志、张文彬在香港、惠阳召集有关领导人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邹韬奋当时并不清楚上述具体详情，只知从九龙开始转移起，以及每次变换地点都有朋友尽力相助，而且都那么自觉，那么积极，那么热情，他们并没有由于战争的困难而感到委屈。

经中共地下组织周密安排，1942年1月11日，邹韬奋离港奔赴东江游击区。他们爬高山、涉湍河，巧妙通过日伪的盘查，混过关卡，最后来到一个叫白石垅村的地方，东江抗日游击队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邹韬奋会见了游击纵队司令员曾生和政治委员尹林平。他们热情接待了邹韬奋，转达党中央的慰问，并举行了一次欢迎宴会。在欢迎会上，邹韬奋自喻是跟随“文化游击队”从香港转移阵地回来。在发言中，他一再强调地说：“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今后我一定要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

在东江，生活困难，战斗激烈，邹韬奋全然不顾，依然进行忘我的工作，作报告、写文章，帮忙编辑《东江民报》。可是，不久，新情况出现了，东江游击司令部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说国民党当局已秘密下令通缉邹韬奋，指令各特务机关严密监视邹韬奋行踪：“一经发现，就地惩办。”中共中央南方局嘱咐，务必设法保证邹韬奋安全，党组织征得邹韬奋同意，让他去广东梅县乡下暂住。

六、“到八路军、新四军方面去，参加革命斗争”

1942年4月，邹韬奋以香港某某商行股东李尚清的名字寓居在梅县江头村陈启昌家中。

在梅县乡下，邹韬奋过着紧张而又充实的隐居生活。邹韬奋非常想念桂林的夫人和孩子，还曾想把他们迁过来，与他一起共享隐居之乐，可得知他们住在桂林郊区，不宜立即移动，通信亦不能直接邮寄，迁动只待时机了。

8月间，邹韬奋的战友徐伯昕专程从桂林去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邹韬奋的情况。周恩来认为，邹韬奋隐居在广东乡下不一定就不出问题，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他的作用，建议邹韬奋考虑是否前去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可以从那里转赴延安。9月中旬，中共党组织派原生活书店的干部冯舒之来到梅县迎接并护送邹韬奋北上去上海。正在这时，中共华南工委也得知，国民党特务已侦察到邹韬奋隐居梅县乡下，增派刘百闵亲往，加紧侦缉，沿途关卡哨所，都放着邹韬奋的照片和密缉令。中共地下党组织布置的任务是，必须立即设法把邹韬奋护送出去。邹韬奋知道再住无益，弄不好连累好客的主人，接受党的劝告，到苏北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斗争，以贡献自己的一切。他非常感慨地说，他“过去主张实业救国，提倡职业教育，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想；后来主张放弃武装，与蒋介石和平协商，联合救国，这简直是与虎谋皮！”他也十分愤慨地认识到：“我毕生办刊物，作记者、开书店，简直是‘题残稿纸百万张，写秃毛锥十万管’了，但政权军权还在蒋介石手里，他一声令下，就可以使千万人头落地！千万本书籍杂志焚毁！连我这样的文弱书生、空谈爱国者，他都一再使我流离失所，家散人亡呢！我现在彻底觉悟了，我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方面去，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

9月27日，邹韬奋告别了江头村，又走上了流亡的路途，前往沦陷区上海，然后从那里到苏北解放区，这是他一生中第六次流亡，也是最后一次。

1943年3月，邹韬奋秘密回到上海治疗耳病，1944年7月，因耳癌在上海病逝，年仅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