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心文
1954年8月2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作关于外交政策和台湾问题的报告
对台政策伴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发生重大改变
1956年，中共对台政策伴随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发生重大改变。这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里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方针和政策。他强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到大陆参观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少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中央关于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并且愿意同蒋介石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更加明确起来。此后，对台政策的突出变化是不仅将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团结之列，而且明确了解放台湾的方式要力争和平解决。这一方针在中共八大上得以肯定。
这年6月，中共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又有新的发展。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他重申了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提出的对台政策。最后，他还表示：“祖国的大门对所有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的。”这是周恩来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正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真诚愿望。这说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从一般号召进入具体寻求接触和协商的阶段。
重视做“人”的工作，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这个阶段中，周恩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做“人”的工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台工作的重点是“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即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种办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周恩来为此付出大量心血。
为将中共和谈的愿望传递到台湾，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会见即将赴台的英国人马坤，对他说：你是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人，我们欢迎你来。你到台湾去，请传话给蒋介石或其他朋友：“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强调：“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中共对台湾的和平呼吁引起台湾方面的注意，当年参与对台工作的童小鹏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共对台政策的底，国民党遂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在押战犯宋希濂之兄）到北京做实地考察。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还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这次会面，周恩来是在幕后。宋宜山事后将有关谈话情况写成长文呈报蒋介石，因蒋本无诚意，派人到大陆不过是为了摸清情况，制定对策，故没有下文。
中共对台湾的和平呼吁，也得到国内外广大爱国人士的拥护，许多人主动提出愿从中斡旋。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一些朋友时对国共和谈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设想与办法。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曹聚仁，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秘密来。”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做了具体的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周恩来还真诚地表示，如果目前台湾方面有难处我们可以等待，希望蒋氏父子和陈诚也拿出诚意来。当场，周恩来指示中央对台办公室负责同志通知有关方面，对蒋介石、陈诚等人的祖坟加以保护，对其尚在大陆的亲属注意照顾。这些工作，有效地推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
到1960年初，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也给中共开展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讨后确定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问题是要有这个想法，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为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中央提出了更为宽松的四点具体意见：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系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等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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