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
编者按：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爱国情怀、崇高精神是民族前行的不竭动力。重温先辈事迹，聆听革命传统，可以充实年轻人的精神世界，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本刊特推出“先辈故事”专栏，邀请革命先辈的后代，讲述父辈或祖辈的真实故事。
1955年5月8日，朱敏、刘铮与朱德和康克清游览十三陵
舐犊情深深 爱兵意切切
那是一个久远岁月的回忆，那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回忆，15个春秋的教诲，15个寒暑的关爱，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巨大的影响在头脑中回旋，在内心里激荡……
1953年夏天,我母亲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返回祖国。不久，我就出生了。母亲休完产假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为了让母亲专心工作，爷爷朱德告诫她：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所从事的正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是爹爹对你的期望。同时，爷爷决定把我留在身边抚养。从那时开始，直至爷爷搬离中南海，我到东北建设兵团及参军，我在爷爷身边生活了15年。
我的母亲朱敏是朱德的女儿，按旧理我是朱德爷爷的外孙，但他老人家认为那种里外之分是封建的旧观念，新社会应该有所改变。他认为我们都是他的亲孙子，没有孙子和外孙之别，一直让我们叫他“爷爷”。
在爷爷身边，至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爷爷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爷爷对晚辈是非常关心的，很少对晚辈发脾气。若你不按照党纪国法办事说话，老人家是绝不留情的。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期末考试得了59分。爷爷问我：“你考试得了多少分？”我说：“就差一分及格。”爷爷说：“学习是为了走向社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需要知识和人才的。你这个态度不对，看来你没用心在学习上。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你现在不认真，将来办什么事都大大咧咧的，就变成了一个废人。”爷爷是佃农出身，当年能完成私塾教育，全靠兄弟姐妹们整日辛苦劳动、节衣缩食供他读书。解放后，爷爷知恩图报就要求他们一家来一个孩子到北京读书。当时就来了10多个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才几岁，虽说爷爷当时工资不低，但要抚养这么多的孩子，学费、交通费、生活费，一个月下来就所剩无几了。爷爷和康克清奶奶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从1959年开始，国家遇到连续3年的经济困难。爷爷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餐桌上从此没有了荤腥。政府将每个国民的粮食定量缩减到最低限度。党中央领袖们带头勒紧裤腰带。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机关干部由个人报数重新定量。毛泽东主席自报每月粮食定量是26斤，周恩来总理报了24斤，刘少奇主席报的最低，只有18斤，爷爷也报了26斤。后来按照国家制定的定量标准，北京市规定男性干部粮食定量为28斤。但领袖们坚持说，既然已经自报，就不要变动了。有关部门只好按照他们自报的数量发给粮票。这导致家里粮食短缺，奶奶规定每个成员都要为家里贡献粮票，直到我参军到部队，每次回家看望爷爷奶奶走时，奶奶都要叮嘱我把粮票留下。
在那个年代，人民群众都吃不饱，爷爷要求我们也必须和人民同甘共苦，和同学们一起住校。每顿饭都是一个二两的黑面馒头和一碗稀粥，菜也很少。周日回家的时候，菜里能见到点油腥，孩子们为了抢菜汤拌饭，在饭桌上就打起来了。当时在中南海我们和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共用一个食堂，爷爷和刘少奇家孩子多，伙食差，我们用脸盆盛菜。彭和杨两家人口少，伙食标准高。为了保证爷爷的身体健康，奶奶特别让厨师给爷爷单独开小灶，也就是平时菜里能见点油。可当爷爷的菜端上桌后，我们这些孩子瞪着眼睛看着，爷爷根本没法吃，就分给了我们。杨尚昆看到这种情况，就端着自家的菜走到我们饭桌前说，我和你们交换一下，尝尝你们的菜。实际上，他放下菜就走了。我们将他送来的菜一抢而空。
爷爷从小什么农活都干过，在战争年代，只要环境允许，他便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这已成为他长期养成的习惯。爷爷是种菜高手，曾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中率先垂范。困难时期，爷爷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晚辈们，在中南海住所空地上开出一片菜园，茄子、白菜、辣椒、西红柿这些菜都种过。他还很会用地，中间种什么，边上套种什么。康奶奶在工作之余不但帮助爷爷管理菜地，锄草、施肥、灌水，还带领我们春季采摘野菜，如芥菜、苦菜、榆钱叶等和粮食拌在一起做成菜窝窝吃。每周休息日时采摘鲜菜后，爷爷奶奶总会请所有工作人员“会餐”。
我1970年底入伍当兵。我所在部队的领导长征时是个小红军，他十分敬爱爷爷，考虑到爷爷的年龄大，他有意给我找些出差的题目，派我回北京看望老人家。每次回到家，爷爷都十分关心部队的情况，问这问那。比如：农村战士、城市的战士在想什么？吃的怎么样？一个星期能吃几顿细粮？一天可否保证一顿细粮？干部们能不能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怎样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一星期能否洗上一次澡？连队养了几头猪？多长时间杀猪吃肉？杀了猪，猪的下水、内脏战士们能否吃到？干部有没有占战士的便宜？爷爷同时告诫我不要当“兵油子”。我提干后，爷爷常告诫我，干部带兵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知兵、爱兵，还要学会做思想转化工作。爷爷说：“部队打仗是靠着战士冲锋陷阵，战斗胜利要靠官兵一致。”我一直牢记爷爷的嘱咐，尽最大努力改善战士的工作生活条件。1985年，我在部队任副团长时，曾向团党委提议，组织宣传和军务部门，把每个新兵学习、训练、生活的情况编辑成录像片，派专人带到新战士的家乡巡回播放，再把家乡亲人的嘱托、父母的勉励带回部队。随着国家通讯事业的发展，我们又制定了“两分钟通话”制度，每逢重大节日每个战士都能和家乡的亲人通一次长途电话。为了方便那些家乡在边远地区的战士，团里派人到战士的家乡，把他们的亲人集中到乡镇，一个个地与自己的孩子通话。有些战士的亲人一辈子没有打过电话，在数千里之外，能够听到孩子的声音，激动得泪流满面……
爷爷很关心战士。潘开文、管开智和康历志、齐铭臣这些在战争年代跟随爷爷的秘书和警卫人员讲起爷爷爱兵的故事时如数家珍。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有一天，爷爷亲自带领几名警卫员到南泥湾勘察。到驻地时天色已晚，他们就在两个破窑洞里面搭好了简易床铺。睡觉前，几名警卫员商定，让警卫员管开智跟总司令住一个窑洞，并安排好让爷爷睡在里面的床铺上，靠洞口的铺位留给管开智睡。夜间站岗，几个人轮班，到了下半夜该轮到管开智站岗了，站上一班岗的战士走到爷爷和管开智住的窑洞，轻轻推了一下睡在洞口铺上的人，说了声“换岗了”就回去睡觉了。但这位战士并不知道，他推醒的不是管开智，而是爷爷朱德总司令。原来，爷爷与管开智临睡前调换了铺位。天亮后，大家发现爷爷在站岗，感到很奇怪，便问：“首长怎么不睡觉？”爷爷听了，没有埋怨任何人，也不做任何解释，只是微笑着说了一句：“你们站岗放哨睡不睡觉呀？”大家这才明白，走进爷爷住的窑洞一看，发现管开智在里边的铺上还没有醒呢！从这件小事上，我充分体会到爷爷的爱兵情怀。
在延安的时候，爷爷很喜欢孩子。当时有很多烈士和老一代领导人在前线作战，他们的子女都在延安保育院生活，如：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革命烈士伍云甫之子伍绍祖等。直到今天他们还习惯地称呼爷爷叫朱爹爹，奶奶叫康妈妈。特别是陆定一的儿子陆德，他跟我说：我的这条命是朱爹爹给的。陆德出生后，他母亲没有奶水。延安大生产开展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养了奶牛，给中央首长每人每天供应半磅牛奶，爷爷知道陆德没有奶吃，就将自己的这份牛奶送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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