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汪辜会谈”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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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7日下午2时59分，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大厅右侧的东陵厅，来自全球各地620多名媒体人，见证了世人瞩目的中国海峡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长达1分20秒的握手。这穿越了66年风雨的历史性瞬间，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的一页。世界上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在头条报道了此次“习马会”，而且几乎都用到了一个词——“historic”，全世界都在见证历史。

而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同样是在新加坡，1993年4月首次举行的“汪辜会谈”同样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会面。

彼时，作为“汪辜会谈”的亲历者之一，笔者曾赴狮城采访这一事件。就在“习马会”即将正式登场的前夕，我特地再次走访了位于新加坡亚历山大路456号的“汪辜会谈”的旧址——海皇大厦，解密当年的——

1993年4月27日。

新加坡，海皇大厦。

这个日子和异国的这座地标性建筑，注定成为中国海峡两岸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曾经阴云密布，同胞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给无数家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甚至是无法弥补遗憾的44年的台海坚冰，在汪道涵和辜振甫两位老人诚挚炽热的胸怀中慢慢消融，在镁光灯和无数媒体见证下，历史性“握手”的一幕最终定格。

第一次踏出国门的我作为特派记者，赴新加坡采访了这次以两位老人姓氏命名的——“汪辜会谈”。当时，在中国内地，仅有北京和上海两地共16家和涉台口相关的媒体采访这次会谈。

一

第一次“汪辜会谈”，还要从1987年谈起。

1987年7月14日，台湾宣布解除“戒严”。长达30多年的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交流随之发展起来。此后，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三不政策”，于1990年11月21日成立了接受台湾“行政院”指导、“陆委会”为其主管机关、实际上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与大陆联系与协商的民间性团体——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并于翌年3月9日开始挂牌运作。为便于与海基会接触、商谈，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并授权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会交往和事务性商谈的基础。

此后，1992年3月到1993年4月，海协会和海基会进行了多次事务性商谈，期间（指1992年11月16日）还确立了著名的“九二共识”，最终，在进行17次函电往来以及预备会议磋商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之间首次会谈即“汪辜会谈”于1993年正式在新加坡举行。

这次会面，是海协会、海基会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也是40余年来，两岸高层人士的首次接触。尽管这次会谈只局限于民间性、经济性的范围，但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在当时引起了两岸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1993年4月24日上午8时28分，我们乘坐的航班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这是东方航空公司首航新加坡。约5个小时以后，飞机平安降落在新加坡樟宜机场。

下午4时45分，我们一行9人刚到达丽晶酒店，就得到一个信息：下午5时30分，会谈双方的“二号人物”唐树备和邱进益将在亚历山大路海皇大厦举行新闻发布会。

于是，我们顾不上办理入住手续，将行李箱包托付给总台小姐，便驱车直奔海皇大厦。

时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和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进益，在新加坡的预备性磋商当天结束。“汪辜会谈”的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翌日中午12时，唐树备在丽晶酒店的夏宫，邀请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和部分香港记者共进午餐。唐先生用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同我们几个上海记者交谈。他说：他祖籍上海，是在上海出生的唐家第八代，在南洋中学读过6年书，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总工会干事，《福建日报》社编辑、记者站站长。1955年，被派往越南河内任《新越华报》社编辑组组长。1957年后，任中国新闻社广播部编辑组组长。1971年起，出任外交部领事司副处长，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领事部主任，外交部领事司处长。此后，唐先生曾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美国使馆公使。1988年，任外交部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1993年，到海协会工作。他说，他在旧金山时，与汪道涵结识，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当我们的话题转向即将举行的“汪辜会谈”时，唐先生笑道：“见一次面总比不见面好，见两次面比见一次面好。见面一次情，见面总有缘。双方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就是很大的成果。”他还说：“我们是敲锣打鼓的，最后要由汪老和辜先生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