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峥嵘
谭平山，1886年9月28日出生于广东省高明县明城新坊一个裁缝家庭，1909年加入同盟会。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广州共产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他为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南昌起义失败后，受到了错误的党纪处分，在党外，他仍坚持革命立场，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后恢复党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为党为国奋斗终生”。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
领导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把持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反革命行为，并宣布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武汉政府。当时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驻武汉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的谭平山与在国民政府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苏兆征联名发出辞职书，决然退出武汉政府。当晚，在离开武汉以前，他与已加入国民党的陈公博等进行了一次谈话。他认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只有从农民暴动起来没收，直至农民自己能够解决为止。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存在”，“应该改组国民党”，或另组第三党。如果因为怕第三党不能真正代表农工和小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拿共产党来推进这个第三党。
在武汉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共清党后，中共中央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在湘、鄂、粤、赣4省发动秋收起义的计划。为此，在武昌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了撤退的部署，迅速地将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并把聚集在武汉的共产党员派往各地掌握武装力量，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将从事军队工作的中共党员集中南昌、九江一带，做联络张发奎返回广东的准备。
7月19日，谭平山与李立三、邓中夏等受中共中央的指派，从武汉抵达九江。此时，由中共掌握的革命军队集中在九江者约6个团。党的不少负责同志，亦相继转移至九江。20日，谭平山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准备武装起义。参加座谈会的有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会上，多数主张叶挺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举行起义，“向武汉政府示威”，“表示我们反对分共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一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并派李立三与邓中夏到庐山，将这个决定委托在庐山的瞿秋白返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待中央命令到达后即行起事。
23日，谭平山为约贺龙参加南昌起义，特地介绍贺龙与九江的各省代表见面，就南昌起义事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表示坚决支持和参加起义。24日，谭平山等在第三次的九江会议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集中党权、政权和军权之最高机关。24日，谭平山与恽代英、李立三等一起到达南昌，住在贺龙的二十军司令部。28日，周恩来到达南昌后，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南昌起义的工作。谭平山参加了前敌委员会，并与其他前委成员一起讨论领导发动起义事宜。29日，由谭平山、韩麟符负责召集国民党的左派中央执行委员及各省党部负责代表，准备组织国民党政治及常务机关。
7月30日，张国焘自九江赶到南昌。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起义需征得张发奎同意，方能进行。谭平山与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人一致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认为“暴动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争论数小时，会议未得结论。31日早晨，再次开会。由于谭平山和前委成员一致据理力争，张国焘放弃了他原来的主张，“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会议决定于第二日（8月1日）凌晨2时举行暴动。决议明确“由贺龙、叶挺、谭平山、周恩来组织国民党内的特别委员会，主张（持）这个运动”。
起义成功后的当天，谭平山与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林祖涵、恽代英等国民党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一起联名在南昌《民国日报》上发表纲领性文件《中央委员会宣言》。此宣言是由谭平山起草，经前委改定的，是一篇声讨蒋、汪反动派的檄文。同日，联席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简称《联席会议宣言》），它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为基础，分别提出内容一致的政纲，这个纲领不仅反映了国民党左派人士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组织统一战线，进行民主革命的主张。
8月2日，谭平山率领革命委员会所属机关工作人员，撤离南昌，随军南下，旋即乘船往香港再赴澳门。
被开除出党 审时组建第三党
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下，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认为：“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知识分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同时忽视党的决议，不得中央许可私自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与汪精卫代表陈春圃谈话，更大骂本党中央及农运；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澳，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展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便在负责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反党空气，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在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其后在革命委员会中更多先做后通知或径不通知前委的举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
谭平山受开除党籍处分。对此，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党校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时说：“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
1928年初，他在澳门休养了两个月后，从澳门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获悉已被开除党籍，要求复议，并要求党组织送他到莫斯科学习，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以便更好地为党工作，但遭到拒绝。谭平山一如既往关心党的工作，关心中国革命的进展，他给党中央写信提出自己的看法。鉴于当时“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谭平山认为这是“超时代的策略”，指出：中国共产党应继续不断地与其它政党合作，绝对不能抛弃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而应积极地领导他们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他认为俄国多数党在1905年后，1917年前，反对沙皇的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现在所应该认为的最可宝贵的经验。
这时，在上海汇聚着大批寻找革命出路的青年人，但是“群龙无首”。在这些人当中，一部分是与蒋介石决裂或被蒋介石国民党开除的左派民主人士；一部分是游离了中共或被中共开除或与中共失去联系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和邓演达在这两部分人中很有代表性。这些人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在生活上也很困难。不甘沉沦的谭平山为了更好地继续革命，他借自己在各方面的影响，开始出面联络召集会议，多次协商重新建立革命组织事宜。他在上海联络部分脱党的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分子，成立了“国民党左派联合办事处”，准备建立新党。谭平山和邓初民起草《党纲》和《政纲》，主张“实行民族的社会革命，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
1928年3月，谭平山在上海一家外国人开的旅馆里主持召开了第三党（“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谭平山、邓演达、邓初民、章伯钧、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张曙时、马哲民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邓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谭平山又起草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这一文件概括了该党筹备期间草拟的“党纲”和“政纲”的内容。6月下旬，谭平山在上海召集了中华革命党负责人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宣言草案，这个《宣言草案》共有八章，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回答了人们提出的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宣言》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三特质”的革命。
1928年5月25日，谭平山创办了《突击》周刊，6月1日又创办了《灯塔》周刊。6月13日，他以中华革命党主席团的名义发布了《训令第一号 》。中华革命党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布：“站在革命的立场，向失了革命本质的封建集团宣战”；主张“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
中华革命党不断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国民党改组派把中华革命党说成是中共的“工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也攻击中华革命党是“共产党的工具”，“共产党的附庸”，“他们的纲领还是联俄、联共和暴动三项”。
共产国际出于对邓演达、谭平山的成见，认为谭平山所组成的新党“将是孟什维克的反工农的党，做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严厉的斗争”，“是党当前的任务”。1928年7月，中共“六大决议案”指出：“大会同样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邓演达、谭平山的所谓‘第三党’的估量。”
1930年5月，邓演达由香港密秘回到上海，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一新的纲领。在酝酿改组中华革命党的过程中，谭平山支持邓演达的反蒋主张。但在党的理论指导、土地政策、党的名称、革命斗争方式等重大问题上两人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关于党的理论指导，谭平山认为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已为蒋介石、汪精卫所玷污，而且三民主义“缺乏阶级基础”，因此，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重新解释，使之成为“科学的三民主义”，来作为指导革命的理论，从而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
关于党的名称问题，谭平山认为自蒋、汪叛变革命后，国民党不再是革命组织，而是反动组织的总称，国民党早已失掉人心，而且我们的主张与国民党是完全不同的，用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可以表示我们与国民党决裂，而且还可以说明我们是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关子反蒋斗争方式问题，谭平山认为必须发动工农群众开展斗争，不能单纯策动国民党军队，搞军事投机。在新纲领正式通过之前，谭平山向邓演达表示，要出国作短暂的休息，希望邓演达主持全部工作。邓演达表示同意，但希望谭平山什么时候感到要回来工作，就什么时候回来。不久，谭平山由上海到香港转入地下活动。
对蒋介石的幻想破灭
卢沟桥事变后，谭平山在香港与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张云逸及其他爱国人士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不久，他从香港经广州赴武汉，要求从事抗日活动。
1938年春，蒋介石知道谭平山到了武汉，便想利用谭平山这块招牌点缀自己的门面。他特别召见谭平山，征求谭平山对施政的意见。谭平山即坦率又抱幻想地说：“国民党已经衰老，现在抗日战争，要依靠新生力量，要增加新血液，改造国民党。”他被蒋委派参加起草《抗战建国纲领》。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被恢复国民党党籍，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期间，张国焘想拉拢谭平山，要求与谭见面，遭到谭平山的坚决拒绝。陈独秀也约见谭平山，谭平山同意见面。但事先声明不谈政治。陈、谭两人在汉口南京饭店谭的住处见面，开始时只是谈各自的经历和生活，谈了两天。后来，在谈话中双方的观点不一致，不欢而散，从此，两人再也不见面了。
10月武汉失守后，谭平山离开武汉到重庆，这时的国民党政府开始将其重点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谭平山开始对国民党采取消极的态度。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采取“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取消了抗日初期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谭平山对蒋介石的幻想破灭了。他对大家说：“现在看来，蒋介石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改变，我想把三青团搞成革命组织，但是，实际上成了欺骗青年的反革命秘密组织。”他在思想上陷入仿徨和苦闷之中。蒋介石很注意谭平山的动向。在重庆市内，蒋介石害怕谭平山与进步人士接触，再给他带来麻烦，常派贺衷寒、康泽到谭平山家，实际上是暗中监视谭平山的行动。谭平山乘市内住房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之机，全家搬到了郊区，贺、康一班人就很少到谭家。他从此摆脱了十三太保的纠缠和监视，与共产党人以及其他进步人士接触也就更多了。
这时的蒋介石越来越反动，国民参政会的斗争逐渐公开化，谭平山也卷进了斗争的漩涡。他向中共党组织提出要求，重新审查他的历史，恢复他的党籍，并表示要到延安解放区去的决心。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劝他继续留在国统区，多做争取团结各抗日民主力量的工作。从此他心情舒畅，干劲倍增。他对别人说：“今后我的行动与党的行动同一步调，党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谭平山看透了蒋介石的阴谋，他以到成都去担任国民党政治训练班教官为名，从重庆搬到成都，不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活动，也进一步摆脱三青团等特务的纠缠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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