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
邓小平坚定地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12月20日早晨，危在旦夕的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见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
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也负责对台工作。加之那天是他值班。秘书就将周恩来要见罗青长的要求报告给了张春桥。张春桥一听周恩来要见罗青长，不由分说一口拒绝，理由是周恩来已经病危，不能再见任何人了，更不要说谈工作了。
秘书放下电话，想了想，还是想帮助周恩来完成这个心愿，于是赶紧找邓小平“救驾”。
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当即在电话里就急了：“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
有了邓小平的指示，秘书赶紧安排会见事宜。
尽管罗青长也十分意外这次召见，但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这说明周恩来总理病情好转了，不然怎么能找人谈话呢？但罗青长赶到医院，才知道他一路的期盼与高兴只是一个美好愿望。
当他走进病房，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周恩来那张被大家所熟悉的俊朗面容，已被病魔折磨得完全变了形，他原先标准线条的身躯像缩了水一样，在被单下显得很瘦很单薄。罗青长努力控制住自己悲伤的情绪，在病床前坐了下来，刚问了一声“总理好”，周恩来就歉意地对他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没等罗青长反应过来，周恩来又陷于昏迷状态。
医生护士们都涌到跟前观察情况并开始抢救。罗青长只好退出病房，在旁边的小客厅等候周恩来清醒过来。这时罗青长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难道总理真的到了生命最后时刻？一想到周恩来这个时候还在操心国家大事，关心台湾问题，他的心像被刀割一般的疼痛。
罗青长一直等到中午，周恩来才苏醒过来。罗青长汇报时，周恩来不断询问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的情况，罗青长一一做了回答。他们这样的交谈不过才15分钟，周恩来再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才打起精神，对罗青长说：“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罗青长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脸去，泪如雨下。
周恩来说完这句话，就慢慢地闭上眼睛，再次陷入了昏迷。
毛泽东发表了两首词，周恩来听后发出了轻微的笑声
周恩来不管身体什么情况，每天都必须了解国内外情况，以前是自己看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参考资料等文件材料，后来无法坐起来，就按照文件密级和报刊分类分别由秘书、卫士、医生或者是护士念给他听。
12月份以后，周恩来进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给他念报纸的赵炜开始有顾虑了，她知道周恩来对未来的政治形势很关心，也十分担心邓小平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每天听报纸，一定是想从报纸中找到所需求的信息。而当时报纸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铺天盖地，公开批评邓小平的搞整顿就是搞翻案，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是背后支持者，如果这时什么都念给周恩来听，对他的精神一定会有负面影响。
于是赵炜将这个担忧告诉了邓颖超。
邓颖超也觉得赵炜的担忧有道理，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赵炜叫到一起商量。大家都觉得在周恩来生命垂危时刻，尽量不告诉他任何不好的消息。邓颖超听了大家的意见，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为了不给总理增加负担，新近的报纸就不要给他读了。”
可是，不给周恩来读报纸也不行啊。要想个办法，既让周恩来听到报纸的内容，又不让他受到刺激。
邓颖超想了想说：“那就念旧的吧！”
大家想想也只有这个“善意的谎言”可以“骗”过精明的周恩来。
就这样，几位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时间最长，对周恩来感情最深的工作人员，为让周恩来走得安心，他们不得不造了一回“假”——把以前的报纸改了日期再读给他听，一直坚持到周恩来去世。
但也有一天的报纸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1976年元旦。
元旦一早，已进入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在似睡非睡中隐约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他知道是元旦社论，发表了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两首词。他赶紧让赵炜将当天的《人民日报》找来读给他听。
这一回，赵炜不敢再拿假报纸读了，而是给周恩来念了当天的社论。当周恩来听到毛泽东诗词中“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嘴角抽了抽，绽出几丝笑纹。他虽然疼得额上沁满汗珠，仍然坚持示意把报纸放在他的枕边。
重病中的周恩来显然十分欣赏这两首词，多次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当听到工作人员将词中的字音念错时，他马上给予纠正，听到有趣之处，他还会轻微地笑笑，偶尔还议论几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