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兰
“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指挥员，李成芳同志已经成熟了”
1947年8月，为了执行中央军委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适应战略反攻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配合刘邓大军主力南下。陈谢兵团渡过黄河后，敌人迅速组织第五兵团、陕东兵团共12个半旅的兵力，企图东西夹击，打通陇海，阻止陈谢兵团前进。这时，毛泽东连续给陈赓发来电报，指出洛阳地区为敌方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主力应当向西，乘敌人尚未完成部署之际，抢占陕县、灵宝等城，歼灭分散守备之敌。为了执行中央指示，兵团首长决定，由李成芳统一指挥第十一旅、第十三旅，先后发起对灵宝、陕县守敌的攻击。这时，敌人陕东兵团正在拼凑之中，除集中万余人据守陕县，阻止陈谢兵团西进外，陕县以西尚在集结部署。
根据兵团首长的意图，结合上述敌情，李成芳决心绕过陕县，首先占领灵宝，尔后再回师东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配合兄弟部队包围陕县，全歼守敌。在攻取灵宝的战斗中，他又亲临前线，根据敌情地形，决定不采取正面攻城，而以一个团迂回夺取灵宝以西重要高地函谷关。历代战争，打函谷关都是从南面进攻，李成芳不以为然，偏偏选择从西面进攻，结果一击即中。占领了函谷关，灵宝城暴露在我军炮火控制之内，总攻发起不到4个小时，生俘敌新编第一旅旅长以下5600余人。由于李成芳的巧妙指挥，陈谢兵团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1948年2月，李成芳奉命调任豫西军区代司令员，对豫西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贡献。这年9月，他调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政治委员，携手纵队司令员秦基伟，一起指挥部队解放郑州、决战淮海。
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陈赓担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上报李成芳担任四兵团第十四军军长。作为纵队政治委员，直接改为军事主官，是比较罕见的。在担任军长期间，解放广东和粤桂边作战，最能体现李成芳指挥艺术和指挥才能。
1949年7月17日，中央军委指示：二野四兵团以及四野第十五兵团两个军，由四兵团陈赓司令员率领，经赣州南进，解放广东。8月9日，军委又指示，四兵团和十五兵团争取于10月下半月攻占广州。本来，第十四军是二梯队。8月14日晚，由于李成芳指挥机动灵活，先头第四十师解放清远后，连夜乘船沿北江南下，置北江两岸守敌于不顾，利用夜暗奇兵突进，一夜前进120里，先敌占领三水，截断敌一O三师向西逃跑路线，迫敌师长曾三元率残部4000余人停止抵抗放下武器。与此同时，军部得到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广州逃敌，除敌六十三、一O九军等沿西江向广东、广西边境逃窜外，敌二十一兵团、十三兵团残部，以及敌三十九军，均向广州西南阳江、阳春方向撤退，余汉谋已于13日逃往雷州半岛湛江市。情况表明，广东敌主力企图逃往海南岛，当时，敌我相距已经100公里以外。当李成芳将这一情况向兵团首长报告时，陈赓司令员十分重视，他在电话里询问：“你估计现在还能追上逃敌吗？”
李成芳果断回答：“能。”
陈赓又问：“追歼逃敌你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李成芳坚定地回答：“把前方的部队统归我指挥，我就有把握追上逃跑的敌人。”
陈赓也利索，当即作出决定：四兵团不进广州，第十四军3个师、第十五军2个师、第十三军1个师，共６个师兵力，由成芳同志统一指挥，立即行动，追歼逃敌。
李成芳接受命令后，立即决定就部队当时态势，开始三路并行追击，责令各部队昼夜兼程前进，坚决歼灭该路逃敌。
在整个战役期间，李成芳和指挥部的其他同志们，依据中央军委和兵团的指示，随时掌握敌情，精心组织战斗，迅速将刘安琪兵团4个军等残敌4万余人，全部围歼在阳江西南仅5、6公里的地区，取得了追歼作战的全胜。
从1949年11月27日起，李成芳又遵照毛泽东“应尽一切可能不使白匪退往越南”的指示，主动配合兄弟部队作战，亲率第十四军参加了追歼白崇禧集团的粤桂边战役。在急行军中，李成芳给各师下达任务，要求各部队除吃饭外，不准稍停，必须用两条腿追上乘汽车逃跑的敌人。结果，第四十二师先敌到达钦州，给敌人先头部队当头一棒；第四十师也及时在小董圩、大寺圩地区把敌人拦腰切断，直接配合尾追的四野部队，很快在广西境内，全歼了国民党残存的最大一个主力兵团白崇禧部16.8万人，实现了毛泽东在广西境内歼灭敌人的战略意图。
解放广东、粤桂边两个战役的胜利，为以后解放海南岛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后，陈赓司令员曾对他的助手们说：“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指挥员，李成芳同志已经成熟了。”
这是对李成芳指挥艺术、指挥才能的最高评价。
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诚如李聚奎等所言，“成芳同志不仅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将领，而且，在我军政治工作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也表现出了他的卓越才能。”
对于基层在政治教育方面的创造，李成芳十分重视并善于总结提高。1946年春，李成芳率领第十一旅在山西候马、曲沃一带休整，不断遭到国民党军袭扰，部队思想上存在着一些问题。正在这时，他发现了第三十三团三连指导员袁明在连队开展诉苦运动。李成芳和旅政委胡荣贵敏感地认识到，这是在新形势下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对提高阶级觉悟，分清敌我，加强团结，同仇敌忾，鼓舞斗志的作用很大。于是，他们立即组织旅、团政治机关的力量，进行深入调查，总结提高，并把它推广到各个部队。诉苦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威力，进一步提高了第十一旅的战斗力。
我军历来强调，要军政一致、军民一致。李成芳领导第十一旅时，在布置、检查工作时，都有注意群众纪律这一条；在谈问题、作报告时，他也都强调爱护人民，遵守政策，执行三大纪律，提醒八项注意。由于坚持军政一致、军民一致，第十一旅在同蒲战役打下洪洞县城后，创造了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良好榜样，被群众誉为“秋毫无犯，仁义之师”。在晋南反攻作战中，第十一旅进入候马时，无一人拿胜利品，缴获资材全部归公，做到一尘不染，受到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军区的表扬。
在淮海决战中，李成芳同秦基伟搭档，他们以坚强的领导和正确的指挥，使九纵队圆满完成了上级给予的历次作战任务，经受住了残酷战争的考验。为了夺取战役的胜利，李成芳常常亲临前沿阵地进行政治动员。在伤亡很大的情况下，他果断组织起被刚刚解放过来的蒋军士兵，在战地进行诉苦，立即补入部队。
1950年起，李成芳较长一段时间在云南工作，他除主持第十四军全面工作外，还担任中共滇西工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委员、云南军区党委委员。滇西地处祖国边疆，与印、缅接壤，境外有蒋介石残余匪帮盘踞，境内有几十个少数民族，情况十分复杂。因此，他经常说：“要把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才能把边疆建设成铜墙铁壁。”他特别强调边防驻军的表率作用，要求边防部队发场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作用。在李成芳等带领下，第十四军出色地完成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等任务，为恢复工农业生产、保卫人民民主政权和建设云南边疆作出了贡献，受到了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以及西南军区党委的赞扬。
1954年5月起，李成芳历任西南军区第二副参谋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二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为任职单位的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55年9月，人民军队第一次评授军衔，李成芳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是人民对他的褒奖。
1967年1月，李成芳在“文革”狂潮初起时就被打倒了，蒙受不白之冤整整6年半之久，直到1973年7月才重新出来工作。当时，他从湖南农场来到北京，李先念亲自找他谈话，亲切地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中央已决定你到五机部当部长。”李成芳没干过地方工作，怕干不了。但考虑到这是组织决定，自己已有6个年头没有工作了，还挑拣什么呢，拚着老命学着干吧！他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一干就是近三年，为国防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
1977年12月，李成芳就任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由于深受“四人帮”之害，他在军区认真抓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当时，武汉军区某部一个连队，原是江青在“文革”期间直接抓的一个点。这个连队问题多，受害深，干部战士思想非常混乱。为了弄清问题，李成芳决定派工作组到这个连队搞揭批工作，从学习着手，着重弄清12个问题。通过教育，这个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以及防洪抢险中，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1982年10月，李成芳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1984年1月，在北京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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