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顺富
金九（1876-1949），韩国人。早年参加东学党，从事反日斗争。1919年“三一”运动后流亡上海，担任韩国临时政府总理、主席等职。1928年组织韩国独立党。他先后策动韩国义士李奉昌刺杀日本天皇的“樱田门事件”，尹奉吉刺杀侵华日军司令白川义则、日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等高级将领，以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和驻上海总领事村井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上海“八一三”事变后，他率临时政府迁驻长沙，从事反日复国运动。
临时政府西迁长沙
1876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朝鲜江华岛，通过《朝日友好条约》（即江华条约），攫取了在朝鲜自由经商、兴办实业和治外法权等侵略朝鲜的特权。后来，日本利用其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中的胜利，先后将中国清朝政府和沙俄的势力排挤出朝鲜。1910年8月22日，日本驻朝鲜的第三任“统监”寺内正毅，勾结当时担任李朝政府总理大臣的卖国贼李完用，秘密缔结了《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朝鲜人民不甘心处于被异族奴役的地位，展开了艰苦卓越的反抗斗争。从19世纪末兴起的反日义兵运动，到1919年的“三一”独立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下，一些流亡海外的朝鲜爱国人士，继续坚持着反日复国斗争。1919年3月21日，流亡俄国海参崴的韩人，首先召开“大韩国民议会”，建立了一个俄领的韩人自治政府，推举孙秉熙为大统领，朴泳孝为副统领，李承晚为国务总理，在中国东北和俄国西伯利亚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同时，在汉城也秘密召开了来自十三道的全韩代表会议，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推李承晚为执政官总裁，李东辉为国务总理。这两个组织成立后，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残，无法开展大规模的反日斗争。朝鲜民族主义者最终选择中国上海作为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各地独立领袖纷纷从美国、日本、朝鲜国内及西伯利亚等处向上海汇集。1919年4月10日，在李光洙、孙贞道两人的提议下，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召开了大韩民国第一届临时议政院会议，参会者共29人，正式议定国号为“大韩民国”，并定1919年为大韩民国元年。
1896年，21岁的金九开始投身反日斗争。他曾经因暗杀土田大尉，被判死刑，后成功越狱，化装为僧，藏匿于偏远寺庙达一年之久。后又因多起暗杀日人事件被株连，数度被捕入狱，但因未露真名，数度得释。他流亡中国上海后，继续参加抗日复国斗争，并参加了第一届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1929年，金九成为韩国独立党的常务理事，因策动韩国爱国志士谋刺日本天皇和日本高级将领而名声大噪，成为韩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中国报纸也多冠之以朝鲜革命领袖，金九在临时政府的地位已不容小觑。
1932年前后，在华活动的韩国独立运动团体相当复杂，其中尤以金九派的爱国团，赵素昂派的韩国独立党及金若山派的朝鲜义烈团较具势力。这年5月，大韩临时政府决定迁出上海。临时政府先迁杭州，1935年10月下旬，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临时议政院的16名议员举行了一次非常会议，重新改组了政府。改组后的新政府虽然名义上由李东宁担任国务会议主席，但临时政府的所有重大决策，莫不唯金九马首是瞻，金九正式掌控临时政府的大权。10月，金九将临时政府迁到镇江。1936年2月，再由镇江迁到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南京，加深了临时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在金九的领导下，临时政府一方面做出大量的组织工作，加强对各地朝侨和爱国团体的领导，另一方面，通过陈果夫，接通了与蒋介石的关系，取得了国民党大量的金钱资助，创办了许多干部培训学校，加速培养政治、军事等各方面人才。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占全中国，进而把整个东亚纳入其所谓的“东亚共荣圈”，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公然进攻上海。9月，在金九的推动下，临时政府以韩国国民党为基础，联合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和在檀香山与美洲的大韩人同志会、韩人爱国团、团合会、北美大韩人国民会、檀香山大韩人国民会、大韩妇人救济会9个团体，在南京组成“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扩大和巩固临时政府的支持力量，与中国政府共同抗日。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日军出动飞机空袭南京，金九在南京淮清桥的住所在轰炸中被毁，金九幸免一死。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宣言，宣布迁都重庆，各机关纷纷西移。金九决定韩国临时政府也随国民政府西迁。
于是，金九率领散居在南京、杭州等地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及各党派干部100多人，分乘3艘木船，沿长江至汉口。在汉口稍事停留后，于1938年3月经由洞庭湖迁到湖南省城长沙。
长沙遇刺成悬案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在周恩来支持下，郭沫若派文化人走访韩国国民党领袖金九。走访金九的文化人是一位共产党员。严恒燮充当采访时的翻译。
《新华日报》于1938年2月5日全文刊载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化人与金九的谈话纪要，题目是《朝鲜国民党领袖金九的谈话》，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朝鲜境内的群众情形；二是对中国民族抗战的现状及前途的观察。金九详细介绍了朝鲜民众的抗日情况，并指出，朝鲜在“共同抗日”这个神圣原则下，不论是国民党或共产主义者，都已紧紧携起手来，为共同的目标而浴血斗争。他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充满信心，指出：从战争开始以来，已历半年，日本侵略者的凶暴残酷，已激起了全国广大民众的反抗激情。日本越凶残，中国的抗战越坚决有力，而且也越有胜利的把握。愿中国民族解放的战士，与我们联合起来，共同粉碎日本帝国主义者！
金九谈话的发表，进一步扩大了他在韩国人民心目中的政治影响力。
在长沙，金九一行受到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照顾。新到任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与金九是老朋友，在张治中的多方关照下，金九迅速将临时政府安置了下来。早在迁往长沙途中，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和朝鲜革命党就在酝酿三党合并的方案，抵达长沙后，三党合并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1938年5月7日，三党领袖在长沙的楠木厅举行会议，商讨三党合并的具体问题，不料朝鲜革命党党员李云汉突然闯入会场，向与会者开枪射击：第一枪击中金九，第二枪击中玄益哲，第三枪击中柳东悦，3人均受重伤。金九被送到医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医生也束手无策，只能下达死亡通知。几天后，金九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医生做检查时，金九才发现自己胸前的伤，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医生只答：“先生喝醉后，不小心伤的。”金九对此半信半疑。后来经严恒燮说明，金九才知道那天发生的事情。
楠木厅事件到底受何人指使，至今仍是一桩历史悬案。李云汉为何刺杀玄益哲、金九等人？有3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李云汉受韩国独立党朴昌世、姜昌济等人影响，他们二人攻击金九对三党党员区别对待，并在临时政府中实行独裁。金九在《白凡遗志》中写道：“后来听说省政府下了紧急命令，逮捕了李云汉，接着姜昌济、朴昌世、宋郁东、韩成道等也被拘捕。最大的疑点在姜昌济、朴昌世两人身上。他俩从前在上海受李裕弼的指挥，参加了丙寅义勇队。这是一个特务组织，是革命的败类。他们既抢夺同胞的钱财，又枪杀日本侦探，也有成了日本走狗的……朴昌世的长子朴济道是日本领事馆的侦探。李云汉一定是中了姜、朴两人的离间计，一时感情冲动，成了楠木厅事件的主犯。”
第二种说法：日本内务省警保局1938年对于在华韩侨“不逞”活动之报告中，则称李云汉行刺动机，出于对金九等在经济上极端偏私之不满。“日本特务机关的调查情况是：金九对从朝鲜民族革命党退出的李青天、姜昌济、朴昌世等人厚薄不分，同样看待。例如，从当时金九对中国政府援助的资金分配来看，金九对民族革命党党员及家眷每人每月发给10元，儿童5元，但李青天一类的党员每月每人7元，儿童只有其一半。今年4月以来还有‘金九要暗杀李云汉’的传言，朝鲜革命党干部姜昌济、朴昌世公开攻击金九，双方矛盾激化。李青天、玄益哲、杨东悦为了与金九改善关系，竟把上述3人开除出党——言外之意楠木厅事件仍然是内讧所致”。
第三种说法是据金九的儿子金信在1970年10月29日对台湾学者胡春惠称：“李云汉之行刺动机，乃是受日本方面金钱所收买，因为以后李某曾自由自在地生活于日本占领之上海，足证其为日本收买之下流韩人。”这种说法较为可能。
金九等人遇刺后，长沙警备司令部立即出动大批军警捉拿凶手，在距离长沙数10里外的小车站抓住了凶手李云汉，嫌疑共犯姜昌济、朴昌世、宋郁东、韩成道等人也被拘捕。后来因为战事波及长沙，情势危急，李云汉除了承认最简单的杀人罪外，没有再审问出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嫌犯也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李云汉被判坐牢，后越狱逃到贵州，沦为乞丐，最后逃往上海，荫庇于日本人的保护之下。
为了让金九的身体尽快康复，同时考虑到他的人身安全，湖南省政府将金九转移到岳麓山麓山寺北侧的僻静居所疗养。4个多月后，武汉保卫战终于以日寇占领武汉告终，长沙不断遭到敌机空袭。金九与韩国三党领导人研究后，决定迁往广东。大量的难民颠沛流离，金九一行100余人，加上堆积如山的行李，出行极为困难。
最后，幸得张治中支持，专门拨出一节火车车厢，供韩国三党100余人免费乘坐，还亲笔给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们帮助解决问题。
7月17日，金九一行乘火车离开长沙南行，7月20日，安全到达广州，从而结束了在长沙的避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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