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彭德怀：“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贺龙虽然离开了前线军事指挥岗位，但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晋绥部队在西北战场的表现。他说：“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对将领们与彭德怀在磨合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他高度关注，全力以赴地协调解决，做好“补位”工作。
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是从湘鄂西红二军团发展而来的老部队，号称“贺龙嫡系的嫡系”。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都与贺龙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贺炳炎15岁起就跟贺龙干，贺龙言“宁失一个师也不能失一个贺炳炎”；廖汉生是跟贺龙从桑植一路拼杀出来的，还是贺龙的外甥女婿。他俩长期跟随贺龙转战南北，习惯了贺龙宽和而直爽的指挥风格；而彭德怀指挥风格迥异，性格暴躁，骂人是家常便饭。这对于年轻气盛的贺炳炎、廖汉生而言，一时难以适应。
1947年8月上旬，第一纵队奉命攻打榆林，攻城两天没能得手。胡宗南急派三十六师驰援榆林。为避免腹背受敌，一纵队回撤，廖汉生心情很糟。这时彭德怀打电话来，话没有说两句，就开始骂人：“一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贺龙的脸都让你们丢光了！”廖汉生本来就郁闷，开始还解释战斗为什么不顺，被彭德怀一骂，火直往头顶上窜，就在电话里争执起来。放下电话，廖汉生动了粗口：“妈个X的，让你看看贺龙的部队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带上警卫连，到榆林城附近选了一个有利地形，憋足一股劲：“今天，我就要让野司看看，我们一纵是什么部队，就这一个连，最少也要挡住追兵一两个钟头。”贺炳炎闻报，亲自带一个营增援，击退了追敌。
1947年10月，一纵队和三纵队攻打清涧，遭到国民党守军廖昂部的顽强抵抗，胡宗南命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5个半旅赶来救援，军情非常危急。清涧城外的耙子山敌军主阵地久攻不下，一纵队伤亡较大，七一六团团长储汉元牺牲。在前沿指挥的贺炳炎十分窝火，这时接到彭德怀电话，话筒传来炸雷般的吼声：“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来？我命令你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炳炎是个火爆脾气，听到彭德怀的话带火药味，也来了情绪，跟着吼起来：“部队伤亡大，有困难！”贺炳炎心里着急前线攻山头的事，“啪”地把电话筒摔了。敢跟彭德怀摔电话的贺炳炎是第一个，但他次日上午，硬是把耙子山拿下了。
这些摩擦引起了远在后方的贺龙的焦虑，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找机会协助彭德怀解决这些问题。可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又出现了新问题。由于一纵队在配合六纵队夹击屯子镇外围之敌时，“走错了路，耽误了时间”，彭德怀批评一纵队“没有意识到危险，自己先走了”。这件事其实是因彭德怀越级指挥造成的。廖汉生心里一直有气，会上又将彭德怀的意思理解成一纵队“有意识地先走了”。彭德怀一讲完，廖汉生就站起来分辩：“什么叫有意识的？你越过两级指挥直接给团下命令，还是口头命令，事后也不通知。这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要是信不过我们纵队领导，干脆以后把我们和旅都取消掉吧！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我不干了！”贺炳炎也站起来冲撞彭德怀：“对也骂，错也骂，就你一个人最正确！我也不干了！”
参加会议的贺龙赶紧制止，十分严肃地对贺炳炎、廖汉生提出批评。会后，贺龙又把一纵队的领导留下来开了个小会，特地请了习仲勋参加。在肯定一纵队仗前段打得不错，工作有成绩之后，毫不留情地批评一纵队领导近来受到的表扬多了，骄傲了，听不进批评了！贺龙严肃地说：“跟彭总顶牛，要检讨。彭总说了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不管有什么理由，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价钱可讲！”
贺炳炎、廖汉生主动找彭德怀检讨。彭德怀笑笑，连连摆手，其实他个人倒喜欢这两个部下“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的痛快劲，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直爽率性的血性军人，心里憋屈就“放炮”。在他看来，上下级之间有不同意见，摊在桌面上，哪怕拍桌子骂娘，都没关系。所以彭德怀并没有把“顶牛”的事放在心上，还做了自我批评，表示在指挥方法上要改进。彼此沟通，坦诚相见，相互理解，上下级关系融洽了，指挥顺当了。一纵队成为西北野战军能打硬仗的主力，贺炳炎、廖汉生也成为彭德怀的爱将。彭德怀还拟提任廖汉生为兵团政委，廖从野战军干部的全局考虑谢绝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防部长彭德怀推荐廖汉生任国防部副部长，在7位副部长中，有4位大将，2位上将，仅廖为中将，可见彭德怀对他器重。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是红六军团发展而来的，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1947年底，二纵队在解放山西运城的战斗中，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群众纪律方面出了偏差。周恩来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连学校里的钢琴也没收了，真是乱弹琴！”这使贺龙深感不安，主动同彭德怀商量，由他到二纵队整顿纪律。1948年2月初，贺龙赶到二纵队驻地山西新绛县，对二纵队的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违反党的城市政策，破坏群众纪律，我们就会脱离群众的。没有群众仗怎么打？客观上就是帮助了敌人嘛！我们要在三五年内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的胜利，不严格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怎么行？”他还在二纵队住了一段时间，帮助王震抓部队纪律整顿。王震后来说：“贺老总专门到二纵队来抓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对二纵队此后的建设作用很大。”
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是贺龙在洪湖苏区时的老部下。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发动西府战役，三纵队主力在追歼从延安南窜敌人的战斗中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是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原因是个别旅的指挥员未能坚决执行野司的命令。5月初，贺龙同林伯渠前往三纵队驻地陕西白水县。在纵队党委扩大会上，贺龙动员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露矛盾，总结经验。贺龙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指出：这一仗，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但是有缺点，主要是干部的军事素质、政治水平不高，作风不够顽强，并且对个别旅的干部未能坚定执行彭德怀命令的问题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他们“虚心检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怪张三李四，互相埋怨”。
西府战役后，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政治、军事整训。贺龙马不停蹄地深入一、二、三纵队，找各纵队和各旅干部谈心，要求老部下们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的领导和指挥。在贺龙的协调下，西北野战军将帅之间的磨合期大大缩短，将领们对彭德怀更加理解、更加尊重，维护了彭德怀的权威，野战军指挥系统更加和谐融洽、更加高效有力，稳定了西北战场大局。
彭德怀对贺龙的良苦用心一直感激为怀，全国解放以后，有一次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很少当面称赞别人的彭德怀，情不自禁地对贺龙说：“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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