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再思考【2】

党和红军的地方工作贯穿于东征的全过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的政治工作，重点是宣传、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具体到东征这一特定过程而言，就是宣传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动员群众支援东征，帮助穷困民众，同时征集资财，扩大红军，为在山西创造苏区积累条件。为此，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或亲自过问或发电报指示，要求各部认真做好地方工作和群众工作。中央决定成立以张浩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的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随军行动，下设工作组，工作组成员有胡耀邦、王达成、马佩勋等人，专司东征中的山西地方工作。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先后发出《关于东征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的训令》《关于东征行动中的纪律问题》《关于东征中地方工作的指示》《关于处理地方公共机关的决定》《关于对敌军政治工作的指示》《没收暂行条例》等重要文件，为东征红军开展内部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和对敌军工作提出了要求，规定了政策。

秘密发动群众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周恩来亲自负责领导红军东征的后勤保障工作。刘少奇、毛泽民、阎红彦等人也参与领导了这一工作。从准备东征开始到红军回师黄河西岸，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沿河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绥德、清涧县和延水县两个区的党组织领导沿河群众，在20天内为红军造船60只。延水县为东征红军准备担架1000副，以供作战开始后运送伤病员之用。战役发起后，由绥德、清涧再派赴担架到东征前线。凡是部队经过的地方，除就地吃粮外，由延水县提供粮食10万斤交东征红军带走。发动妇女做军鞋2万双，其中延水县妇女做了5000双。该县有千余人和800匹牲口参加支前，把枪支弹药和粮食草料一直运送到山西石楼红二十八军处。2、在延水县境内，开设延水关、清水关、马家河等处渡口，后来马家河成为部队回师的主要渡口之一。3、从延水关、清水关到瓦窑堡，沿途设立兵站，总站设在高家湾。沿兵站线组织担架队、运输队、食宿地和医院等。4、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仅延水县的5个区就动员500余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延川、清涧、绥德等县也有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5、苏维埃政府秘密动员群众，把为红军东征做筏子用的羊皮、柳杆和粮食、草料送到县城和黄河渡口附近。

抓紧开展地方工作。1936年2月21日，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部分工作人员东渡黄河。过河后，他对这些工作人员说：“我们已进入山西石楼地界，这里是阎锡山统治几十年的‘白地’，群众长期受敌人的反动宣传，对我们不了解，你们要想办法接触群众，做好宣传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开工作局面。”这也是他对东征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的要求。此后，毛多次电示各军团、各军和地方工作委员会在不影响作战的前提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宣传，扩大红军，扩大征集资产。一军团在晋南作战期间，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政策，张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在交通要道张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标语。同时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扩大队伍。截至4月，一军团扩大红军5000余人，成立了两个独立团，组建了中共河东工作委员会和河东独立游击支队（全队共270人），恢复和建立了晋南部分地区的党组织，筹款10万元，筹集粮食10万斤，解决了全军团的夏装。十五军团转战晋中、晋西北，沿途边行军边作战边宣传。途经汾阳杏花村时，一些群众置酒款待，部分青年参加了红军。该军团在隰县黄土村墙壁上用石灰水刷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至今依稀可见其痕迹。由于长时间长距离作战，十五军团消耗较大，但所经地区都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扩大红军近千人。红二十八军在东渡黄河、攻击三交镇等战斗中伤亡较重，随后也很快得到补充。红三十军东渡黄河时六七百人，到石楼后当地的共产党员韩涌泉组织的一支二三百人的游击队编入三十军，全军达到八九百人。中路军（总部特务团等部）在中阳、孝义、石楼、永和、隰县地区同阎锡山的4个纵队打游击，仍扩大红军500人以上。东征红军各部队在征集资产时，还把粮食、日用品等财物分给穷困民众。所经之处人民群众欢迎红军有如潮涌，见红军发传单争先抢看。石楼、永和、隰县、中阳、汾西、孝义、汾阳、灵石、霍县、洪洞、赵城、乡宁、临汾、吉县、蒲县、大宁、襄陵、曲沃、侯马、安泽、新绛、文水、交城、岢岚、娄烦、静乐、岚县、兴县、临县等县的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东征75天，三晋大地8000余名男女青年参加了红军。红军还在中阳县成立了县级的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在经过的部分村镇和区乡也成立过革命委员会等政权组织，动摇了阎锡山的统治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东征影响下的群众斗争。在红军东征影响下，山西部分地方发生过以反对当地政权为目标的群众斗争。1936年3月，在夏县，共产党员嘉康杰等人组织起拥有50余人的晋南游击队。他们夜袭敌区公所，夺取武器装备自己，开辟中条山革命根据地。由于敌人的进攻，这支武装失败了。但他们的活动使当地群众懂得：只有共产党和红军才能拯救他们。在蒲县，面对敌人的疯狂报复，克城一带的群众骨干成立了有三四十人参加的武装游击队，活动在该县的上下柳村和蒲县与汾西县交界地区，在群众中有较大影响。这支队伍与汾西游击队合并，根据上级指示西渡黄河编入红军。在安泽，被部队留在上掌村南山沟养伤的王荣、秦继续等12名红军伤员，在当地进步青年杨晋升和部分群众的精心照料下逐步康复。他们留在当地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后，以他们为骨干成立了沁河游击队。在乡宁，曹文华受红军东征影响，在该县牛王庙等地组织起襄乡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展至200余人。他们袭击敌人，保护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太行山麓的榆社县，当地党组织根据中共山西工委的指示，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响应红军东征。由于反动分子的告密，党组织领导人被捕导致暴动夭折。榆社党组织没有被吓倒，而是改变斗争策略，继续进行“合法”斗争。虽然群众斗争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从总体上看红军东征所进行的统战工作、地方工作和政治活动在山西留有深刻的影响，为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党开展的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和八路军在山西的重大活动，做了相关准备，奠定了重要基础。

东征烈士永垂不朽

东征战役中大小战斗上百次，部分指战员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成为东征中的无名英雄。他们不为名利、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对红军长征精神的延续与发扬，是对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品格的继承与光大。因此，笔者挂一漏万地叙述东征期间牺牲的部分烈士之姓名、职务和牺牲地点：毕士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司令部参谋长，1936年2月23日在石楼贺家洼战斗中牺牲；徐行德，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五团团长，1936年4月12日在中阳县师庄、三角庄地区作战中牺牲；刘志丹，红二十八军军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年4月14日，在中阳县指挥该军攻打三交镇观察敌情时中弹牺牲；钟学高，红一军团第二师司令部参谋长，1936年4月在乡宁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牺牲；温志恭，陕北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1936年春晋西烟囱山战斗中牺牲；林龙飞，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治委员，1936年4月下旬在大宁战斗中负重伤，5月初部队回师陕北时牺牲。另据同年3月1日1时毛泽东、彭德怀发给周恩来、博古的电报称：“我军自二十一日渡河，渡至二十五日止，近几天内共消灭并击溃阎锡山五个团，计缴步枪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三十余挺，山炮三门，山炮弹二百余发，迫击炮十门，炮弹三百余发，步枪弹药一万余发，俘虏一千二百余人，我军伤亡三百余人。”红一军团晋南作战期间，攻打临汾等县城时有十几名战士牺牲。特别是在河津战斗中，一军团和归属其指挥的八十一师部分战士奋勇作战，最后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红十五军团在晋中、晋西北作战中伤亡较大，有上百名指战员英勇捐躯。红二十八军在晋西北作战中，共有几百名指战员牺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红三十军担任掩护一方面军全军和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人西渡黄河的重要任务，军长阎红彦领导部队南下隰县、汾西、大宁一带，主动出击敌军，迷惑敌军。敌军以为其是红军主力，遂调集主力兵团猛扑三十军。在大宁县城北山阵地上战斗非常激烈。该军的两个营正面阻击敌军4个师的进攻。阎红彦指挥这场阻击战。指战员们坚守阵地与敌军硬拼。敌军包围三十军军部，并施发电波干扰军部电台，电台发不出电报，三十军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中央派出船只沿黄河游动，寻找三十军未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三十军撤入深山老林。晚上，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袭扰敌军阵地，搞得敌军不知所措，甚至自己打自己。红三十军紧紧拖住敌人20余天，完成了掩护主力西渡的任务，全军近一半的指战员光荣牺牲。后来，部队连夜急行军90里，摆脱了敌军的包围与追击，在吉县境内西渡黄河回到延长县。在三交以南的另一个阻击阵地上，红三十军另一支部队在参谋长杨森指挥下阻击着百倍于己的敌军。在敌军的包围下，部队打得非常英勇，非常艰苦，许多指战员壮烈牺牲，杨森不幸殉职。其余的指战员被逼至黄河东岸边纷纷跳入黄河，有的游到西岸寻找部队，有的被滔滔河水吞没，英勇献身。为东征捐躯的还有：石楼韩涌泉等人，绛县晋南游击队负责人曹金海，共青团榆社县委书记姚忠祥，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段若宗、乔增禄、邢思廉、张清源、刘定国、曹津等人。他们或是在东征期间因支援红军惨遭山西当局杀害，或是红军回师陕北后被当局处死。更有甚者，韩涌泉等人被害后，当局惨无人道地将烈士悬首示众。

通过探讨东征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地方工作等，笔者认为：东征推动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地方工作洒下了抗日火种，烈士精神成为激励红军指战员不断前进的动力，所以说东征是军事、政治战役。其意义在于：不仅为抗战初期中共和毛泽东把山西作为坚持敌后抗战支点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也为毛泽东以后提炼党的“三大法宝”提供了历史依据，从而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东征全过程清楚地表明，山西、陕西两省人民不仅在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中做出过巨大贡献，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做出过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