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聪
二
1938年，梅益在主编《每日译报》期间，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刘少文交给他一本书，并嘱咐道：这本书描写了一个苏联青年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党组织认为这部作品对我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读者一定有教育意义，希望你能够把它作为组织上交办的一项任务翻译出来。这本书就是由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的阿列斯?布朗的英文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毫不迟疑的接受了这个任务。梅益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仅要求译者要有语言和艺术修养，更要熟悉作家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手法，这是提高译本艺术水平的重要保证。因此，为将这本书翻译好，梅益认真查阅各种资料，包括作者本人的生平经历、相关书籍文献、苏联内战时期和建国初期的社会状况等，以便了解此书的成书背景，准确再现作者描写的思想内容。梅益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关心和帮助，如孙光英、刘辽逸和姜椿芳等。他们依据俄文原著认真校阅，使译文即忠实于原文，又打破字词的雕琢，真正做到了与原文精神实质的契合。当时梅益的工作非常忙，家庭生活也很困难，既要为一些报刊写社论，编辑《华美周刊》，还要为《世纪风》翻译史沫特莱的长篇连载文章《红军在行进》等，更令他伤悲的是，妻子和两个幼子先后逝亡。在这种身心交瘁的境况下，梅益以顽强的毅力和奉献精神，坚持工作，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译任务。1942年，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了这本书，初次发行5000册，同年，上海远方书店再版，这本书在解放区青年读者中广为传播。彭雪枫读到这本书时，曾对梅益说：真是一本好书，读后很受感动。
在此期间，梅益还翻译了史沫特莱介绍红军的文章《红军在前进》（1938年）、描写日本海战的《对马》、《尼赫鲁自传》（1941年）、《列强军备论》，和其他同志共同翻译斯诺夫人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梅益也是斯诺《西行漫记》最早的译者之一，他和“孤岛”内的一批抗日救亡志士，在胡愈之的组织下，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中译本的《西行漫记》。1938年的一天，梅益接到胡愈之的通知，马上赶到胡在上海的寓所，此时已有5名译者等在哪里。胡愈之将拿到的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一章章的撕下来，分为6份交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翻译，并要求梅益他们两星期后交回译稿。大家工作的速度完全超出了预期，译稿很快就全部汇齐到胡愈之手里，由胡愈之校审后送印刷厂付印，前后不过一个多星期。1938年2月，《西行漫记》中文版发行，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三
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41年，时任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苏北参议会上讲话中说，要在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要创办大学，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按照刘少奇的要求，这项工作由江苏省委具体组织落实。江苏省委对中央文件和刘少奇的意见非常重视，省委书记刘晓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贯彻落实。此时，日军正在上海推行奴化教育，上海大专院校和一些中等学校的学生面临失学的困境。江苏省委研究后，与新四军军部取得联系，决定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筹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民族解放战争中去。华中局批准了江苏省委的意见，决定学校由新四军军部领导并由其解决经费和给养问题。陈毅军长亲自将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时任江苏省文委书记的梅益接受省委的指派，在其他几位同志的协助下和沙文汉（省委委员、宣传部长）一起，负责主持筹办工作。梅益接到指示后，一面迅速和上海各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比较好的教授们取得联系，一面通知各大学的党支部，要求他们做进步学生的工作，动员他们到解放区读书。随后，华中局通知上海党组织将这些联系好的教授和学生安全护送到解放区，并指定由淮南行政公署负责具体的接待工作。自1942年8月到11月，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上海100多名师生，在党内交通的妥善安排下，越过敌伪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进入根据地的师生先在淮北、淮南两地集中，最后于新四军四师淮北根据地淮宝县仁和集正式开学上课。学校没有教室，师生们就将地主大院、庙宇及祠堂辟做校舍，以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满怀激情的投入到学习之中。
梅益任江淮大学的党代表。他为人谦和，常深入学生之中，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能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针对性的开展思想工作，以风趣、幽默的言语化解大家的思想疙瘩。梅益经常勉励江大的师生，要大家不断磨练自己，克服自身的弱点，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向工农学习，向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
江淮大学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两年的时间。1944年6月，根据华中局的决定，江淮大学撤销停办，学生们分别奔赴淮南、淮北和新四军军部所属各单位，走上新的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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