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长征——一个外国传教士随行红军18个月见闻【3】

　　红六军团在长征中攻占湘中新化县城后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三为王震，左五为萧克。

　　老年薄复礼。

　　抗战初期，萧克（左）和贺龙的合影。

　　获释后的海曼。

　　红军发给海曼的通行证。

　　刚开始被红军看管起来的外国人总共有七人，即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8个月)，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思南教区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

　　红军占领旧州的当晚，就分别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进行了审讯。军团领导和保卫局研究后，首先释放了四名挑夫，将女仆和厨师暂且留了下来，以便照顾几名外国人的生活。出于人道考虑，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也加以区别对待，其中的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予以释放。

　　萧克在回忆录中道出了扣留薄、海二人的另一层原因：

　　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此时的薄复礼，对于抓捕、扣留了他的红军仍然心怀恐惧，战战兢兢。但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令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开始产生了一点改观。

　　翻译地图

　　在旧州教堂，红军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一张外国出版的贵州地图，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这张地图是非常珍贵的。

　　到达贵州后，红军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地形不熟悉，《萧克回忆录》中写道：

　　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们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去了。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指路。对于一支独立行动的队伍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连地图都没有的地区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当萧克拿到这张宝贵的贵州地图时，激动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摊开地图，萧克不禁又皱起了眉头：这张地图不是中文的，上面标的地名全是外国文字，完全看不懂。

　　萧克叫来两个稍懂外语的干部，他们说地图上不是英文，同样看不懂。这时，有人提醒说，前些天抓住了几个外国人，有个叫薄复礼的能讲汉语，还认识不少汉字，何不让他来试试看能不能认识这些“洋文”。

　　萧克一听，赶紧派人把薄复礼找来。

　　薄复礼拿着地图一看，认出上面的字都是法文，他还当真法语熟练，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翻译了过来。

　　薄复礼翻译，萧克记录并在地图上标注。两人忙了大半夜。不过两人的交流显然不只翻译地名。薄复礼记得萧克“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萧克则“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这一天的遭遇，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写这本书时，薄复礼已经被红军释放，完全不需要出于功利或自保考虑而对红军有任何恭维之词。而他对萧克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令薄复礼感到“良心受到质问”的，是萧克年轻而充满热情的形象和他脑海里“土匪”的样子毫不相干，从这个晚上开始，他慢慢地接触和了解了真正的共产党人。

　　萧克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对传教士的印象也是不好的，因为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但经过与薄复礼合作翻译地图的这一晚接触后，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他帮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我作为一个独立行动的军队的指挥者，在困难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帮助，不管时间多久，也难忘记。”

　　在后面的一路同行中，薄复礼慢慢发现，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有很多独特之处令他瞠目结舌。

　　外国人的长征生活

　　离开旧州后，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随红六军团，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生活”。对于这些外国人来说，行军当然是辛苦的，更不要说是艰苦卓绝的长征。

　　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日的行军。

　　新西兰籍的埃米·布劳斯小姐对行军生活尤其吃不消。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体很胖，行动比较迟缓，行军时总是赶不上趟。

　　薄复礼这样记录总是拖在队伍最后的埃米小姐：

　　他们经过考虑，将埃米小姐放在队伍后面，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可怜的埃米小姐，她总是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后面刚赶到，前面又吹响了出发号。

　　埃米小姐只跟着走了两天，脚上就打了几个水泡，鞋子也磨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无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坚持行走。

　　“记得洋小姐的一双布‘草鞋’，是我亲自编打的，我还特意在鞋头给她装饰了一个红色绒球。她看了很惊讶，一再说穿着很舒适，表示非常感谢。”戚元德回忆说。

　　为保证两名外国男传教士能够穿上鞋子，不至于赤脚行军，戚元德还把吴德峰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薄复礼和海曼。

　　薄复礼回忆：

　　行军路上，我的一只鞋子坏了，红军给我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它是刚从一位正在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的。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

　　一周后，当部队来到一处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带，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红军决定无条件地将埃米释放。戚元德回忆说：“临走时，她对我们表示千谢万谢。我目送她走了很远，看见她还回过头来，向我们招手致谢。”

　　埃米被释放后，只剩下薄复礼和海曼两名成年男性外国人，跟着红军一路前行。

　　薄复礼在书中，详细地讲述了他跟随红军遭遇的各种突围和游击。虽然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当时并不完全清楚战事情况，但是他所描绘的场面，在党史中都有相应事件作参照。他提供的细节，恰是这段历史的珍贵注脚。

　　在行军中，他无意间见证了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木黄会师。

　　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是中国红军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来自不同战略区域的两支红军联合在一起，为红二方面军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薄复礼对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回忆，生动而细节化。

　　这一天，是红军会师的热闹日子，住地锣鼓铿锵，彩旗飞扬。我们同先到这里不久的贺龙红二军团合并了。贺龙的军队，衣着更加破烂，但军队中红色旗帜及标志却十分明显。

　　在一次行军途中，一个蓄有小胡子、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骑着一匹马，颇有风度地从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前走过，我们知道，他是贺龙将军。

　　萧克在回忆录里，对这次重要的会师也有详细的记录：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在木黄，我和任弼时、王震等与二军团首长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欢聚一堂。

　　木黄会师之后，两军团领导商量，黔东根据地纵横才200里，人口只有10万，人少粮缺，从两军会师后的发展前程看，需找到更好的发展方向。红军准备由黔东转战湘西。

　　转战路上，敌人的围追堵截不断。在由四川酉阳前往湘西时，为了摆脱尾随的敌人，红军进行了连续多日超出人体极限的急行军。这段路程让两个外国人苦不堪言。

　　负责照顾他们的戚元德，看出这两人已经难以承受疲惫，安慰他们说会给他们找马骑。在红军中，只有高级指挥员才配备马匹，部队忙着前进，马匹哪有那么容易补充。三天之后，戚元德好不容易才给他们找了一头骡子。薄复礼和海曼轮换着骑，勉强能跟上红军战士的脚步。

　　1987年，时年90岁高龄的薄复礼老人，仍念念不忘地对李云飞说：红军对他“很好，很好”，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能骑马，而且还给他配备了一名马夫。

　　不一样的无产者

　　除了一路上受到的优待以外，令他最记忆深刻的，是与红军的交往，让他看到了一群“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也用他的笔描写了红二、六军团艰苦长征的战士群像。 在长征的行进中，薄复礼看到的，是一群极能吃苦的人：

　　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

　　在山间的路上行走，滑得很，数千人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这条道上，把本来就很滑的路弄得泥泞不堪。跌倒是家常便饭，衣服上的泥浆常常是这块干了，那里又新添了块湿的，好在大家都习以为常，而且一旦有人摔倒，立即就有人把你扶起来，一起前进，并没有笑话你不会走路。

　　光是跟上红军战士前进的脚步，薄复礼就已经疲于奔命。难以置信的是，在极度疲惫的赶路之外，那些平日里默默行军、雕塑一般的战士们，还不放弃任何时间来学习。

　　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每个排还经常召开会议，会前先选一个议题，要大家做准备，开会时，大家踊跃发言，特别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励下，讲自己受地主剥削的亲身经历。每次发言后，排长做总结，重申主要观点。

　　一旦到了某个驻地，可以进行极为短暂的休整，红军都会建立“列宁室”。

　　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八根竹竿或树桩做桩，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作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读书学习或者集体活动的地方。

　　更加令薄复礼讶异的是，这群勤奋、肯吃苦的人，即便是最底层的士兵也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他问一个红军战士：“农民和地主的界限你们是如何划分的？”战士告诉他：“按自食其力。如果一个人的土地由别人来耕种，那他就是压迫者。”

　　薄复礼眼中的红军，几乎总处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境地，但他们并不悲观。他们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

　　对于军中的娱乐活动，薄复礼也有记录：

　　红军的娱乐活动通常安排在傍晚，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时，他们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圆圈，坐在地上，队长就点人出来唱歌，不会唱的就进行摔跤比赛，不论输赢都有一阵热烈的掌声。

　　他们的游戏有时候也有复杂的，比如武术，还有击剑活动，篮球也是他们所爱的活动之一，他们有时候还化妆演戏，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士兵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向我借帽子，我就把那顶旧毡帽借给了他。后来听说他们要化妆成蒋介石和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参加演出。

　　而在红军丰富多彩的游戏娱乐之中，薄复礼从没有看到赌博——在他眼中，那是中国人最热衷的一项娱乐：

　　在中国，这么大的一群人中没有赌博现象的确少见。据说，红军是严格禁止赌博的。红军的新兵有抽鸦片烟的，但入伍不久，就集中到一起，集中戒烟。他们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吃得较好，不参加军事训练，卫生员给每个人配一些戒烟用的药。大约两个星期，这些新战士的烟瘾就戒掉了。

　　重返中国

　　不知不觉，薄复礼和海曼在长征的队伍里过了一年，1935年的11月18日，红军从湖南桑植出发的前一天，因为身体极度虚弱，海曼收到了红军发给他的释放通行证。

　　海曼被释放了，薄复礼却仍然留在红军的队伍里，虽然他早已不再害怕这些带着红色标志的人们，但对妻子的想念，对自由的向往，仍令他在行军之中暗自神伤。

　　1936年的春天来了，此时的薄复礼，已经随长征的队伍进入了云南境内。红军先头部队攻占距离昆明四五十里的富民县城，另一部直抵厂口附近活动，逼近昆明。

　　有一天，薄复礼正在晒太阳，远远瞧见萧克同他的警卫员走过来。在亲热地打过招呼之后，萧克告诉了薄复礼一个喜讯：红军准备释放他。

　　释放薄复礼的日子，红军似乎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准备。因为薄复礼记得很清楚，那天是4月12日，是个礼拜日，又是复活节。

　　这一天，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为他们特殊的朋友薄复礼饯行。红六军团司令员萧克、保卫局长吴德峰和戚元德坐在桌上，作陪的还有红军曾经的“俘虏”，原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当时已是红军学校教员。

　　红军长征途中的酒席，远远算不上丰盛。给薄复礼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戚元德变戏法一样拿出来的一罐咖啡，萧克则给他做了一个拿手菜——粉蒸肉。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回忆道：

　　吴法官说，如果你愿意保持联系的话，我们将很高兴能收到你的信。萧将军也插话说：“你作为一个旅游者留在中国我不反对，甚至可以允许你办学校，只要不欺骗学生和百姓，让他们信奉什么上帝，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回家并留在那里，这可能更好些。”

　　饭后，吴德峰还向薄复礼交代了有关事项，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四块银元。吴德峰给了他十块。

　　第二天凌晨，红军从驻地撤离了，两天以后，重获自由的薄复礼到了省会昆明。在那里，他重新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海伦。

　　至此，薄复礼随红军长征时间达18个月，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近万公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三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当年10月，他回到英国，他本人也因为成为了一段传奇经历的主角，被邀请参加多个报告会。

　　令人欣慰的是，这位在红军中18个月的英国传教士，对共产党的描述友善而客观。

　　英国地方报告会的一段记录中是这样说的：

　　勃沙特先生告诉我们，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讶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有的。

　　1939年，薄复礼作为国际教会组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再次到贵州省盘县一带，直到1951年，薄复礼与妻子被召回国。

　　当夫妇俩就要离开前后生活了约30年的中国时，他们依依不舍的神情溢于言表。临行前，薄复礼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又是30多年之后，已经古稀之年的萧克将军重新找到了老朋友薄复礼。萧克这样阐述他们的友谊：

　　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相互间的交往，甚至相互影响，发展友谊，成为朋友。

　　尽管曾经失却联系，这份友谊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1936年，刚刚被红军释放的薄复礼在昆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感谢“被捕”，

　　友谊和血的联结，

　　超过了世间的一切。

　　我们患难与共，

　　我们共勉负重。

　　为那珍贵的互助，

　　我洒下深情的泪珠。